英雄辈出的三国似乎永远只有一个诸葛孔明。尽管直到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中才姗姗出场，诸葛亮依然是三国的主角三国的魂，三国的历史长卷自他的出现方开始徐徐铺展，将精彩一一呈现。
北京印刷学院的贺准城教授在对相关史料、小说与戏曲等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写就《解读三国话诸葛》（以下简称《解读》）一书，以故事说历史，以历史评人物，以人物话启迪，在书中将诸葛亮的一生娓娓道来，言语间向世人描绘出了一位有血有肉，真实饱满的诸葛亮，读来通俗易懂，朴实中肯，引人思索。
对历史的评述和对演义的赏析贯穿于整本书的始终，该书分为“从耕读到三顾、赤壁之战与诸葛亮、从荆州到益州、托孤前的诸葛亮、诸葛亮受托与开府治事、平定南中与和抚夷越、北伐强敌和大星陨落以后”八章内容，真实全面地介绍了诸葛亮的一生。
贺准程教授在书中多次引用诗词歌赋，为该书增添了多许文化底蕴。对于已在世人间代代相传的故事——三顾茅庐，作者引用诗人汪遵的诗句“若非先生垂三顾，谁识草庐一卧龙”，胡曾的诗句“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写出了刘备与诸葛亮由君臣而为知交的难能可贵，而作者亦于隆中瞻观“三顾堂”时赋诗一首“隆中山水秀清幽，耕隐曾居第一流。老将思贤寻俊彦，青年淡泊志神州。虔诚全在三番顾，恩感凝于一对谋。后世无须成败论，芬芳自会万年留”，歌颂三顾茅庐中伟人与美事的结合，褒扬了志在四方、经理宇内、淡泊有德的两位当事人。
诸葛亮辅助刘备初治益州，与伊籍、法正、刘巴和李严共造严明赏罚的《蜀科》，因为有人通过法正劝说让其“缓刑弛禁”，诸葛亮作《答法正书》，“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言辞凿凿地阐明了严明法纪的重要性，不卑不亢，以理、以公正、以公平服人，完全符合了他自己所言的“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而其在受托治国时所写的《正议》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豪气万丈，正气凛然的言辞凸显了诸葛亮不为劝降所动，志在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坚定信念，不仅给予劝降者有力的当头棒喝，也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增强了当时国人的信心和勇气。
开府治事的诸葛亮，虽然权力倾国，仍坚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实为难得。他特地写文一篇《与群下教》，对部下提出多提意见，集思广益的要求。“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诚恳如斯，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作者引用诸葛亮的《出师表》，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满腔热忱、情理兼具的两朝开济的忠臣形象。他始终保持着谦逊淡泊的心境，以其仁德和坚定的光复信念折服众人。难怪乎古人文天祥感慨“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今人薛遒评《出师表》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帝王师的最集中的反映”。
贺准程教授不仅仅是一个说书人或是旁白人，他还看到了历史中语焉不详或是充满矛盾的地方，看到了历史记录中的灰色地带。对此，结合丰富的前后史实，他给出了自己的推断和看法，虽不能断然认定为真，却也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让我们看懂了一些在那个时代的为人处事。
在写到充满争议却也是妇孺皆知的赤壁之战时，针对曹操当时为何没有顺流大举进攻，没有想到会遭火攻的疑问，作者提出了不同于《三国演义》的观点。他认为，曹操的判断在于他的兵力远超过联军，是处在进攻的态势，而联军处在防守的态势上。因此曹操自负地低估了联军的力量，高估了自己的威望，在轻敌之外，有了过分乐观的情绪，他不知道孙权不仅与袁绍不同，与刘表也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了这场他征战沙场时的浩劫。
结合史书中的六次北伐，作者专用一章条分缕析，详尽阐述了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在诸葛亮出祁山，第一次伐魏时，因失街亭而斩马谡的事广为人知，曾多次被戏剧作家们所改编、再创作。但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了马谡的三种结局：马谡死在狱中，马谡被斩和马谡逃匿。到底是否有过这样的史实呢？作者引用史书《资治通鉴》和习凿齿在《襄阳记》中的句段，认为这桩公案已是定论，没有所谓的疑案之说。而对于连带发生的“空城计”，作者从对诸葛亮驻扎的地理位置的分析出发，层层推进，再结合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认定司马懿拒抗诸葛亮，从没有到达过诸葛亮在汉中的基地，就更不可能有“空城计”这一出计谋的上演了。诚然如此，关于人们对这个传说的引申发挥，作者依然用欣赏的笔调写道：我们欣赏的是诸葛亮临危不乱、镇定潇洒的派头，历史、演义、戏剧各领风骚。
让人佩服和感慨的还有贺准程教授严谨、周严的治学作风。他运用比较分析的手法，以《三国演义》为主要参照物，将小说与真正的史实之间的矛盾一一指出，为在人们心目中已然定型的一些错误的人和事赋予了新的注解。
在解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小说对于诸葛亮智慧和本事的描写过于夸张，已经抹杀了诸葛亮谦虚、谨慎的本性。小说中诸葛亮面对张昭问难时所言“博望烧屯、白河用水的胜利未必逊于管、乐之用兵”，自炫之语气，实在不符合诸葛亮的人物性格和身份。在作者看来，非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可以随意编造，只要具有真、善、美的品德，观者、听者乐意欣赏，任何人都无需指责。而对于历史题材，不应当随意篡改、颠倒是非，否则会造成厚诬古人、欺骗今人的恶劣后果，是“文化犯罪”的性质。综而言之，在历史的定论上增加一些没有历史根据的具体情节，只要是无伤原则，没有颠倒是非，让他人读之有趣，那也应该是瑕不掩瑜，无可厚非的。
除此以外，诸葛亮观察天象、占卜算卦的情节在《三国演义》中出现了多次，也引起了作者的关注。比较著名的是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劝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而在“草船借箭”中，诸葛亮竟然提前三天就预知了大雾，从而有了草船借箭的奇谋。对于这样的一些描写，作者分析道：中国自古以来占卜之风盛行，认为世事命定且都表现在天象星辰中。因此为突出诸葛亮的智，演义就将其描绘成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异能人，殊不知这样一来，却是影响了以后戏剧的创作、演出人员和民间的雕塑匠人，使真实可信的诸葛亮远离了人群。作者心目中的诸葛亮，不是在神坛上，也不是在道坛上，而是回归人间的，会犯错但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会无能为力但常常自省，锐意进取的诸葛亮。
“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贺准程教授在三国的精彩里描画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诸葛孔明，引人们深深忆起历史深处的那把鹅毛扇来，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一丝新的趣味，吸引着人们的持续关注。
《解读三国话诸葛》，贺准城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