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视角。隋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都城,除了建筑的宏伟之外,作为隋唐帝国的心脏,这里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对长安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考古学和历史地理方面。但是,长安城是活动的都市,长安的历史也是一部活的历史,史学工作者也有可能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市空间、社会流动、物质文化、艺术史等多种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社会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隋唐长安的空间里的流转变迁,追寻所谓“唐宋变革”前奏曲——长安社会的变迁。
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学科
本栏目的四篇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长安,即将目光重新移向城市中所生活的人群,尝试从这样的视角来建构属于不同人群所拥有的“城市”,书写隋唐长安的“新历史”,值得一读。
从王宅到寺观
——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
荣新江
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一般比较强调唐宋两代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就城市而言,“唐宋变革论”者比较关注的是坊市制的变化,即唐代城市中坊墙的破坏,侵街现象的出现,市场扩大到坊市制度规定的地域范围之外,等等。事实上,一座城市的“近世化”(借用京都学派的说法)并不仅仅表现在坊市制崩溃这样一个方面,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待考察。学者们已经指出,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密切相关。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套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概念,但也不妨把这一概念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众与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观察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变化的切入点。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来看唐代长安,是探讨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转变的极佳视角。
唐代长安城承继自隋代的大兴城,它是开皇二年(582)在汉代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造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除了宫城、皇城外,被安排在整齐的里坊中的百姓居住的宅第和佛寺、道观,占据了长安城约63.8%的面积。按照制度,这些里坊是被高高的院墙包围着的。
唐朝皇帝的兄弟姊妹和儿女在京城都有宅第,大多位于城市中心,规模相当可观,像贞观初晋王的宅第就占保宁坊一坊之地。唐代前期的长安,政治的漩涡一直在宫廷和王宅间盘旋,从玄武门之变,经武周革命、李唐复辟、韦后之乱、唐隆政变,到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长安城内的王宅和公主宅第(以下统称王宅)的主人时有变化,有的主人登基为皇帝,有的贬死他乡,不少公主舍身入道,而诸王宅第最终也被玄宗废弃。这些王宅的一个主要去向,就是改建为佛寺或道观,个中原因,既有原为龙潜之地不能再为常人所居,也有皈依佛法或入道而舍宅为寺观。如保宁坊晋王宅,显庆元年(656)立为昊天观。可以说,唐代长安规模比较大的佛寺和道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外,大多数都是由王宅改建的。
对于一个中古时期的城市来讲,王宅向寺观的转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主人的更换,而是一种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转换。王宅本是一个被重重院墙包围的私秘空间,这里活动的主要是亲王的亲属和服侍人员,以及偶尔临幸的皇帝及随行的大臣。但是,当一座王宅变成寺院或道观以后,这个私秘空间摇身一变,就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韦述《两京新记》描绘中宗与韦后的长宁公主宅,“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到韦后被杀,公主随夫为外官,宅第改成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王宅是封闭的空间,“闲人免进”,特别是公主宅第,平日恐怕只有皇帝、皇后以及部分侍臣可以入内;而寺院则是公共空间,对公众开放,王宅一旦变成寺院,人们就可以“竞入游赏”了。苏颋便应当是当时“竞入游赏”的词人名士之一,他还写有一首《景龙观送裴士曹》诗。
一旦王宅变为寺观,就给城市提供了一块面积可观的公共空间,并有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功能。大体说来,这些功能有:1)公共的政治空间,如国忌行香活动,或在寺观中举行皇家祭祀。2)公共的学术空间,成为士人、学子读书、聚会、切磋诗句、讨论学术的地方。文人学士在寺院中聚会,可以在那里过夜,不受禁夜制度的限制。3)大众文化场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俗讲,包括佛讲和道讲。女性也不甘落后,一些女尼也有俗讲。此外,长安寺观还是京城大众观看戏剧的场所。《南部新书》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4)大众的娱乐空间,因为王宅和公主宅第中的不少亭台楼阁得以保留,雕梁画栋,非常人可以模拟;不少山池树木,屈曲幽雅;还有一些建筑拥有迷人的掌故;加之许多丹青高手的画作和书法名家的碑石,都吸引着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前来游赏。有些寺观还以种植的某种名贵花卉吸引大批民众,如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灵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都名震一时。长安寺观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空间远不止这四个方面,其他如政治会盟、贸易交换、旅舍、病坊等等。
中国中古城市的坊里式建筑以及严格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但人类历史的进程总是会冲破坊墙的羁绊,城市文明的进步也会从某些地方生发开来。长安城中由王宅演变而成的寺观,便为这种公众文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为城市新文明的生发提供了重要场所。
民间文化的舞台。中晚唐佛教、道教都经过了世俗化的历程,而民间文化使寺观本身也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于是,城市文化生产促进了消费空间的增长,寺观也就逐渐直接介入城市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受经济因素影响,寺观空间也与生产和消费密切相连,从而推动城市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新的公共空间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活动。寺观本来就有其政治礼仪和祭祀的功能,更是北宋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位于汴河大街的交通枢纽上,成为四方冲会,既是都城内外的信息中心,又是商旅交易、货物转售的瓦市所在,同时也是士庶百姓参拜、休息、娱乐、游赏等生活场所,常常被看作是宋代步入中国“近世”社会的象征。对比中晚唐长安佛寺的情形,许多庶民文化生活的场景已经与相国寺相当一致,只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所缔造的庞大消费市场还没有明显地出现,但这些文化娱乐活动一定会推动各行各业的分工和货币经济的流通,推动消费市场的出现。因此,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跃看作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长安,应当已经开始迈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王静
唐代长安城因不同的内涵而具有不同层面的空间,这种网络交织在一起,在各种文献中留下影像。通过连缀这些影像,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不同时空下的社会百态。
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可分大小两种。大者包括长安城、城郊及联系各地的水陆交通网络;小者则指长安城内的空间分布。这些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变迁对长安城市空间的分布和变化有着至深且巨的影响。政治、经济以及权力布局的改变都会带来长安城空间构造和职能的变化。长安城的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分别为不同时期帝王政治活动的中心。高宗时,位于长安城东北部龙首原的大明宫取代城北正中的太极宫,成为帝王听政、居住场所。帝王活动中心的转移,引起长安城构造和职能的改变,城中居住格局也随之变化,中轴线朱雀大街东北部由于靠近大明宫,逐渐成了官员聚居的地区,东南部曲江、乐游原逐渐成为游览胜地。这样的变化,在单个坊里也能得到具体而微的体现。比如出土于吐鲁番的唐长安质库中的典质账,保留了新昌坊唐前期居民的名字与身份,显然,这是一群依靠典当过活的贫民;而从典籍文献来看,唐后期新昌坊的主人变成一群过着诗意生活的文人官僚。新昌坊位于长安城东北部与东南部交接处,其前后居民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恰好反映了长安城这一总体格局的改变。
唐代,科举制度作为选官的途径之一,是那些在出身上没有优势的人士迈向社会上层的重要阶梯。“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每年从地方蜂拥而至的举子,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欢欣与沮丧,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挑战命运的浮世绘。科举及第者,在长安“春风得意马蹄疾”,风光无限。新进士通过一系列活动,如期集、曲江闻喜宴与关宴、杏园探花宴、雁塔题名,充分展现成功的欢欣喜悦,长安的曲江、杏园、雁塔都见证了得意者的荣耀。而那些科举失意者只能在内心揣满沮丧和苦楚,在等待中憧憬下一次机会。
“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在官僚选任制度下,不少地方士人脱离乡土,几经迁转,最终移居长安、洛阳。他们在京城的交际圈子中,有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知己,也有进入仕途的利益伙伴。通过几年乃至几代的官场经营,一些家族成为纯官僚家庭,在长安置产定居,最终成为长安的新居民。《唐会要》记载:“咸通二年(861),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静(靖)恭里,兄弟并列门戟,时人荣之。”从杨宁(?—817)开始,杨家父子通过科举,在宦途中几经迁转,入仕京城,居于靖恭坊。杨家兄弟几人均为进士及第,步入唐代官僚体系的高层,在晚唐政治中曾一度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后,家中几代子弟中也多人登第。天宝以后,进士及第日益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路径,并成为选拔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是官僚可以矜夸的仕途出身,愈发受到时人价值观的认同与尊崇。靖恭杨家,在新的社会风习与观念的标准下,沿着科举这条路,追名逐利,致身通显。
为了仕途的发展,官僚在官场之中结成利益集团,还通过婚姻形成新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利益集团,有时会影响家族几代人的发展。靖恭杨家父子均以进士起家,富贵荣显后,转而又以科举中座主门生等关系,结成朋党,互相援助,巩固自己的社会名门地位。《唐语林》云:“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元和中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三杨”即指杨虞卿兄弟。
“牛李党争”是唐代后期朝廷士大夫之间的党派斗争。杨家兄弟,被公认是唐代后期“牛党”的显要人物。居住的空间和政治的争斗也不无关系。那些公认的牛李两党人物,都聚居于长安城街东的中南部,两党人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殊难隔绝。杨家居住的靖恭坊与牛僧孺所居的新昌坊紧邻,也成为其政敌大做文章的依据之一。出自牛党敌手的《牛羊日历》描述到:在靖恭里,“〔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号此亭为‘行中书’。”杜撰者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空间位置,即利用杨、牛二人宅第比邻进行攻击。这显示出在不同政治团体的眼里,空间同样与政治活动息息相关。这种通过政治利益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也恰好反映出官僚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
长安城中那些以当朝冠冕赢得威望的人,以及以长期矜守门风为特色的家族,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和途径,能深刻地反映长安的社会、政治、文化。在长安城中,存在具有不同人文内涵的大家族:胜业坊薛绘兄弟子侄数十人,同居一曲,“姻党清华,冠冕茂盛”,人称所居曲为“薛曲”。显赫的郭子仪一家,居亲仁坊,有“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的夸饰。“靖恭杨家”为弘农越公房的一支,晚唐时尤为显赫,并累世居于长安的靖恭坊,因此得名。“修行杨家”的杨收一家,数人都科举登第,“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安邑坊的张大师、张俭、张延师兄弟三人“朱棨齐列,时人荣之”,号“三戟张氏”。这些家族受到瞩目的一个共同亮点,是他们累代拥有冠冕。他们或为前代士族,或为当代新贵,通过进入官僚系统,从各地移居都城,累世居住于一坊并成为坊里的焦点,时人也逐渐以坊里地理空间来区别指称。
社会流动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特定时期内,该社会大多数人的流动方向和频率反映着社会变迁的趋势。作为都城,长安是唐朝行政运作、权力辐射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中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座都市中拥有一席之地,应是各方人士的追求。各地士人和家族千方百计谋求进入中央官僚体制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中包含各个阶层社会地位的升与降,以及他们在长安与各地之间的流动。在唐长安城中,社会流动与变迁就是这样跟空间布局的变化相互影响。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决定历史的发展,而且历史反过来在空间中重构并积淀下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陈昊
19世纪发生的城市革命,与之相伴随的是疾疫流行。在此过程中,城市公共卫生运动逐渐兴起。这一历史过程日渐成为城市史与医疗史研究关心的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由于城市公共卫生牵涉早期租界历史、传教士医生和西医东传等诸多与“现代性”相关的课题,所以备受关注。但公共卫生的视角并非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无关,比如以往对于隋唐长安医疗空间的研究就特别重视太医署和病坊的讨论。无论是早期研究中试图建立太医署和病坊的历史价值,强调中国医史的历程中已有与现代西方医疗相通或者近似的机构,还是近来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批评,强调当时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医疗”或者“全民医疗”的体制,两种历史书写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判断,都与近代以来公共卫生制度衍生出的价值观念体系密切相关,成为出于自身地域的目的而对西方的“他者”进行的有意“误解”。如果从医疗照料和诊治入手,回到对隋唐长安城中与医疗相关的社会空间的展开、运作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的具体历史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古时期的医疗活动如何“重构”了城市的空间。
长安作为隋唐帝国的京城,宫廷和中央官署都位于此,中央的医疗机构也是如此。唐前期的医疗机构包括太医署、尚药局和药藏局。前期太医署和尚药局都位于皇城,药藏局则位于东宫左春坊。这种结构在唐玄宗时期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大明宫作为主要上朝之所,宫廷的官署逐渐向大明宫移动,其次是东宫官署形骸化,再次是翰林医官院完全取代尚药局成为宫中的医疗机构。可见唐代中央医疗机构的分布结构,与政治权力机构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央医疗机构所负责提供医疗的人群范围以及这些人群所构成的社会空间有限,尚药局、药藏局和翰林医官院所提供服务的人群相对单一,而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和重要,其中包括京城官员、禁军、在京宿卫的外府兵、宫人、官奴婢、囚犯和外国酋长渠帅。如果说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的空间范围主要以皇城为主,其所溢出的空间代表了一种“公”的空间的延伸的话,那么这种“公”的空间所对应的则是“家”的空间,其划分既在天子私家与国家官府之间,这体现在作为天子私兵的羽林军由尚药局而不是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也划分了私家医疗照顾与国家医政之间的界限。这种划分不能简单以身份高低来区分,其中包含对官奴隶的医疗责任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居住在长安的官吏与民众而言,除了太医署和地方医疗机构的医官之外,私人延请的医生大致有两类,第一是所谓的“国医”,他们应该是尚药局和翰林医官院的医生,墓志和笔记小说都可证明除服务宫廷之外,他们也替普通人看病,但往往会收取高额的诊金;另一种人则是所谓的“草泽医”,即民间的医生,从唐代《医疾令》中的规定看,唐朝给民间医人提供了进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机会,只要他们符合相关的考核就可以。
因此,一些草泽医强调自身医术强于“国医”的话语,并不完全产生于国家和民间的知识断层和分隔,更多是来源于一种“医疗市场”竞争的话语。长安市场除了有医人之外,还提供饮子药和医药书籍,于是市场成为医学知识外流的空间,与唐代医官许胤宗“医意难言”的态度形成了典型的对比,也展现出城市中“宫廷”与“市场”分别象征制度等级与“自由流动”的空间意义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