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半个世纪以来，西藏文化得到了全面的保护与发展。从大规模维修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到收集整理藏文古籍，从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征集到走向国内外的相关展览演出，从政府到民间，逐步升温的“西藏热”可以说是多年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而在具体的项目和可见的成果之上，西藏文化的现代学科体系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应当说，这项工作的意义更加深远。
考古学的建立为西藏历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进展。自从上世纪50年代在藏北捡起第一枚旧石器起，西藏地区的史前史即早期人类生活史，就被追溯到距今3万—5万年以前。此后在藏南谷地、在横断山脉、在西极阿里，新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和遗址不断发现，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掘的藏东昌都卡若遗址，让人们遥望到了西藏地区五千年前的农业文明。此外，有组织、大规模的西藏文物普查工作迄今已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当年，考古队进藏，在拉萨、山南、日喀则地区进行了首次文物调查；第二次跨越了上世纪80—90年代，由西藏文物部门牵头，进行了为时九年的文物普查，摸清了全西藏文物遗址，普及了文物保护观念，培养出一批藏民族考古骨干；2007年开始的为时五年的第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正在对全区范围内地上、地下的文物遗存进行进一步的普查建档。
文献学的资源库不断扩容。从对敦煌遗书中藏文古卷的研究，到近年间在西藏各地发现的古籍，均为重建吐蕃历史文化史提供了可信依据。尤其是敦煌遗书中藏文写卷足有七千余件，内容包括历史、文化、经济、法律、职官制度、民族关系，以及医学、占卜、佛教和苯教等各类文书，不失为吐蕃时期的百科全书，填补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中的空白。考古学和文献学，一向被喻为历史研究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在这个发现的时代，藏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民间文化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民俗学具有极为深厚的土壤。作为一项大规模文化工程，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样贯穿于上世纪80—90年代。从自治区到各地、县都成立了相应机构，近两千名普查人员走向田间牧场采录收集，整理出的藏文资料数以亿字计，最终出版了相关西藏歌谣、舞蹈、谚语、民间故事等多卷本的集成专著。另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称的说唱艺术《格萨尔王传》，历时数十年，迄今仍在录制整理中，一批本土培养的民俗学家也在实践中成长起来。
中国藏学作为一门综合学问，历经前辈国学家、藏学家的倡导和实践，已从少数学者的研究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近年来藏学渐成显学，不仅专事藏学研究的机构遍及西藏和其他藏区，各民族院校相继成立了藏学院系，就连一些非民族类院校，也建立了藏学研究机构，呈现出当代藏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景象。如今，现代文明之风拂荡在高原大地，西藏新文化萌动生长。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岁月，文学和艺术各品种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藏族为主体的作家艺术家队伍迅速崛起。旅游开发则催生出一条文化产业链，藏式歌舞、美术、工艺和餐饮，走出了西藏和藏区，成为一种时尚。( 来源：《求是》)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