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爆竹该为大火买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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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该禁
提要：在城市发展到如此规模、居民密度如此高、城市管理和安全维护如此复杂的今天，我们如果还像生活在农村时那样燃放鞭炮，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在大城市禁放
烟花爆竹非常必要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密集，楼宇连接，燃放烟花爆竹，一方面由于人口多，燃放密度大，而且城里人相对来说比较富裕，可以购买大个的烟花。另一方面，由于居民楼之间空隙小，空地稀少，燃放者又不大可能仅在空地燃放，所以，燃放出事故的危险，明显要比农村大得多。不能否认的是，住在高楼大厦，尤其是在超高层建筑里，一旦发生火灾，逃生相当不易，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就不会小。
尽管城市管理者高度警戒，但每年只要燃放解禁，就势必有出事故被炸死炸伤的人，以及大小的火灾发生。且不说，每每累及那些根本不参与燃放也不想燃放的人遭受无妄之灾，就说那些因病需要静养的病人，那些受不了惊吓的老人孩子，那些心脏不适的人，也无异于一场战争。而央视大火中，且不谈经济损失，有消防员因之失去生命，也是极为痛心的。
没错，即使发生这样重大的火灾，如果在城市居民中投票表决的话，可能开禁派依旧会占上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喜欢年节由烟花爆竹带来的喜庆感觉了。但是，凡是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事情，是不能用投票来解决的。道理很简单，一万个人和一个人是一万比一，但一万个人也没有权力表决伤害一个人的生命。燃放烟花爆竹，的确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快乐，但不放，却并不会给这些人造成什么伤害；反过来，燃放，却确确实实能给另外一些人造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包括死亡的威胁。试想，如果在万众欢腾的燃放中，有人真的因此而受到惊吓死去，哪怕死的不多，一个城市仅仅死几个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种欢腾，还有意义吗？更何况被烧毁的建筑物，以及里面无端被毁灭的家庭，损失的财产，死伤的人命。
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古老的民族，理应保护自己的传统，延续自己的民俗，但也必须有尊重社会其他成员的意识。应该说，在城市发展到如此规模、居民密度如此高、城市管理和安全维护如此复杂的今天，过年燃放鞭炮都像遭遇了一场战争。一个现代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能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社会，一个基于人道的社会。鉴于此，我认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烟花爆竹当禁。央视大楼血的教训，应该让人警醒。
放鞭炮可以带来快感，讲人道同样也可以带来快感，后者对于人来说，似乎更加重要一些。
张鸣
反方：不该禁
提要：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习俗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对烟花爆竹一禁了之未免是简单而粗暴的行政行为。
央视新址大楼配楼火灾后，人们开始讨论北京是否该重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那么多呼吁禁放的声音，这其实是比大火更值得关注的现象。
不知道今年“主禁”人里有多少是当年为“解禁”投了赞成票的。当“反复小人”其实可以理解，大火一烧，消防救险、周边住户疏散、地铁停运……多少的社会成本被付之一炬。但由此就痛恨烟花爆竹不免天真。在央视新址工地火灾中，你可以追问责任人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了违禁物品，甚至可以怪当事治安民警劝阻未果后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但惟独不能归咎于烟花爆竹和“禁改限”。在这场火灾里，它们是无辜的。
4年前，经过交锋与妥协，民众意见最终体现到政府“禁改限”的决策中，被视为公民社会发育的例证。如今，难道因为一场大火，就要重回“一禁了之 ”的老路？在强烈的“再禁鞭炮”的声音中，我们看到的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艰难：人们总是惯性地希望依靠政府，认为城市治理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很容易就不假思索地服膺于来自方方面面的“管理”，而忘记公民的自我约束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像过年放不放鞭炮这件事，看似向前迈出了一步，但偶有风吹草动，我们又情不自禁地彷徨、心生退意。
公民社会的成长，不单需要政府转型，也需要公民意识的转型。偶发的大火是惨痛的教训，却并不应该一笔勾销此前我们为迈向公民社会所做的种种努力。从这个角度看，火灾之后烟花爆竹禁与不禁，考验的其实不是政府，而是我们的担当与智识。如果处理不好，制约的不仅仅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对于正在努力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政府，也是一种负面影响。
央视偶发大火不应打断公民社会成长
孙耒
您认为是否应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跟踪测评
网友阿梁：坚决支持全面禁放！元宵又来了，吵死，难闻，巨炮还震得窗户咣咣响！
网友杨再昌：全面管制，重点限制。
网友英文注册表：烟花除了让一部分人开心一笑外，似乎真的没什么益处了……
网友骑驴过桥：没有烟花，电火花，烟头等等也可以点燃那个防水不防火的屋顶啊。
民俗学家赵书：燃放烟花爆竹伤人或引起火灾，缘于没有按照规定燃放，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不是烟花爆竹的问题。面对问题，一禁了之，这不是办法。
1、应该禁放烟花爆竹68.0%2、反对禁放烟花爆竹18.0%3、无所谓14%
第三方：火灾，祸在人为而非烟花
烟花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讨论烟花鞭炮是否禁放都不是问题的症结，症结在人。
实现理想的烟花爆竹燃放效果，靠政府管制无法解决，根本的原因是这个问题与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纠缠在一起。燃放烟花爆竹与养狗、喝酒相似，都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项，如果没有完善的治理，都有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
法律不是万能的，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事务都能靠管制解决，尤其是涉及文化、习俗的事项。燃放烟花爆竹与养狗、喝酒，都具有多重功能，其危害性不具有惟一性，甚至不是主要的，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陋习恶习之列。许多人对燃放烟花爆竹保持了理解，就是这个原因。
管好烟花爆竹燃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靠社会参与来共同解决。社会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政府部门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要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比如可以开展警示教育、宣传指导引导居民规范燃放，不要过度扰民；比如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做好动员、自律；比如通过单位对员工、学校对学生等渠道做好提示关照，效果可能会更加实在。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公民的参与。政府固然要加强监管，该做的一切都不能松懈，但公民的理性与责任感，却是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不论是燃放烟花爆竹，还是城市养犬，化解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到公民意识的提升上来。
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个社会问题，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从“禁放”到“限放”没有“天下大乱”，顺应民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意中理性的成长。无论是禁还是限，只有公民整体社会意识的提升，烟花爆竹燃放问题才不会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