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在纪念郑振铎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周和平
来源:文化传播网 发布时间:2008-12-31 14:32
948年12月19日,郑振铎度过了他的五十大寿。这是他当天在书斋中的留影
今天是郑振铎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振铎先生光辉的人生历程,追思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卓越贡献,继承和发扬他不朽的奋斗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风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原籍是福建省长乐县。1917年进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振铎先生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1958年10月1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他既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郑振铎是集数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在众多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活动家。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时期,振铎先生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9年2月,辗转进入解放区;新中国成立以后,振铎先生以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联络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和外国友人,为我国文化、文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郑振铎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与茅盾等共同创立了“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和《小说月报》,提倡现实主义文学。振铎先生最早提倡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也最早提出“整理旧文学”的任务。他是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的最早倡导者,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振铎先生还是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拓荒者。他的文学创作十分丰富,包括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
郑振铎是优秀的翻译家。早年翻译了列宁作品和《国际歌》歌词,还翻译了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撰写《太戈尔传》,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泰戈尔作品的人。振铎先生的《俄国文学史略》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俄国文学的专著。他的《文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
郑振铎是著名的文献学家,整理、研究、发现了大量古代文献。他在版画艺术整理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编纂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等重要作品。振铎先生还和鲁迅共同编纂了《北平笺谱》,堪称民国时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传统版画集。
郑振铎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文物专家。他一生酷爱文物收藏和研究,编辑出版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插图中国文学史》、《北平笺谱》、《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大量的史学专著,对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深切缅怀郑振铎,不仅追忆他对我国文化、文物事业建设与发展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更要继承和学习他崇高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后,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
郑振铎以毕生的精力和实际行动,实践爱国报国的伟大理想。青年时代,振铎先生不仅积极投身到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成为青年运动的先锋,而且,以实际行动声援家乡的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福建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反动军警大肆镇压和民族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许多著名藏书楼成为日军轰炸目标,珍贵典籍散失或遭受侵略者掠夺。郑振铎不顾个人安危,独守上海“孤岛”, 奋不顾身抢救收购珍贵典籍。他发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了刘氏玉海堂、邓氏群碧楼、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等藏书楼流散出来的珍贵古籍约4000种,使之全部收归公有,几乎是北平图书馆数十年积累的善本总和,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对古代文化典籍有一种执著的大爱,这种大爱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时转化成强烈的爱国主义,使他担负起抢救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负起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神圣使命。他主持制定一系列法令,禁止文物和善本流失国外。在振铎先生的努力下,上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李氏宣荫楼等珍贵藏书化私为公。振铎先生还成立秘密收购小组,赴香港收购珍贵文献,促成了号称现代“百宋一廛”的潘氏宝礼堂藏书和陈清华藏书的回归,其中有大量的国宝级善本。为了新中国文化、文物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振铎先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知疲倦地奔劳,直到以身殉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
郑振铎怀着对祖国对人民无比忠诚和热爱的激情,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工作。他说:“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债。”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刚平,许多典籍散落民间。1954年,郑振铎在广州图书馆看到宋代淳熙年间刊刻的《杨诚斋集》,十分兴奋。令他感慨的是,这部从日本流回广州的珍贵善本竟是由广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论担称斤的废纸中发现并抢救下来的。1956年底,郑振铎在江浙沪等地调查,发现废纸造纸中存在毁坏古书的问题。他亲自到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的废纸收购处与工作人员谈话,又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着重提到古书当废纸的事,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从废纸中抢救出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宝礼堂藏书从香港归来时,振铎先生亲自到上海迎接,并特意乘火车把藏书带到北京。振铎先生坚持善本不能用飞机运输的做法,一直作为行业规范沿用到今天。
为了确保各地藏书的安全,他到各地藏书楼视察,帮助改善收藏环境和条件。在宁波天一阁视察时,振铎先生当场作出了迁出古物陈列所、搬迁职工住宅和开展孤本影印工作,包括出版《天一阁丛书》和摄制缩微胶卷等决定,有效保护了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