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高
历代有识之士皆重视民俗（风俗）文化的研究和改良。我国古老的典籍《礼记》中就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教诲；《汉书·艺文志》提出“观世风，知得失，自考正也”。“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杜甫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苏轼强调：“人之寿夭在之气，国之长短在风俗。”陆游疾呼：“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近代思想家黄遵宪说：“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这些论述，皆说明“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不可不察，不可不究也。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也把“乡风文明”作为其重要建设目标。正是基于此种理解，商洛学院中文系黄元英同志历时数载，沤心沥血，著就二十余万言的《商洛民俗文化述论》。（三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该书的作者立足商洛现实生活，突出文化视角，对商洛民俗文化作了宏观概括，归纳出商洛民俗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区域特征，又分别以饮食文化、饮酒文化、节日习俗、人生礼俗、丧葬文化、民间祭祀与信仰、禁忌民俗、方言与雅言、民间歌谣等十个专题逐一论述。这种专题论述的方式，便于集中力量，攻其一点，把一个问题说深弄透，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和纵深感。这是该书给我的深刻印象，也是该著的创新之处——区别于市场上一般民俗著作只对民俗现象作以罗列描述或简要概述；区别于一般民俗学研究论文只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缺乏有机联系，不能给读者以全面认识。
该著史料丰富，见解深刻。作者为研究商洛民俗，十几年来博览民俗典籍，踏遍商山洛水，走进田野村舍，求教大家乡贤。街谈巷议，甚或朋友聚会时的言谈风貌也成为他研究的民俗事象。处处留心，虚心向学，集腋成裘，使作者运用资料得心应手，叙述概括左右逢源，理论阐释透辟新颖。综览该著，无论是考察商洛饮酒风俗，还是节日习俗；无论是考求商洛方言中的俗中之雅，还是总结分析商洛民间歌谣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十大论题皆从容掌控，水到渠成。既较全面地介绍了商洛丰富的民俗事象，又深层次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每一个问题，作者都能从文化的视角，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形式”中，发掘出“意义世界”，提出自己独到的判断和见解。从中可以看到，著者对唤醒商洛民众的文化自觉的强烈追求。
该著弥补了民俗文化研究领域的不足。近年来一直升温的民俗文化研究，是二十年前文化寻根热的延续。但从研究成果和动向来看，其“热点”多集中在大地域文化方面。如对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的研究等等。而那些地域较小内涵更加丰富特色更为鲜明的小地域文化（如商洛文化等），似乎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至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不多见的。元英的《商洛民俗文化述论》，无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为琳琅满目的民俗文化宝库增添了瑰宝。
该著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文化散文。其语言既有学术文章的准确、严密，更有文学语言的鲜活，生动和精妙。尤其是每章后的小结，作者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用诗一样的语言，深情审视故乡的淳风美俗、山川形胜和民俗文化。如商洛饮酒艺术、节日习俗等章篇末的概括，可以说是精美的散文诗。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窥察到作者的另一种追求，即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民俗事象，揭示商洛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景，这与商洛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生于商洛、长于商洛，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商洛民俗文化的研究，长期受民俗学及其相邻的史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濡染，加之素有的刻苦敬业精神，从而使该著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为成功。打开该书，作者像一个充满魔力的导游，引领读者去尽情享受商洛独特的风土人情，异样的地域风光；读罢该书，一个立体鲜活的文化商洛象电影一样不断地在你脑中浮现。所以，该书是解读商洛民俗文化的一部教科书。她使本地人重新审视自身，增加文化的自豪感；她使外地人重新认识商洛，爱上商洛。
当然，犹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该著给人以略嫌匆忙的缺撼。如商洛民居文化、商洛民俗与商洛文学两个专题应列入书中而未涉及；其校对也有粗疏之处。但这些如美玉之微暇，不影响本身之价值。
总之，该著无论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认识，还是从商洛文化研究、商洛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来讲，其意义都是巨大而深远的。彰显了作者治学的风格和功力，饱含了作者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