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花绚烂，竞放青海头
探寻青海多民族文化和谐相处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年11月13日
□特约记者 班班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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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富有和谐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文化是一个多元并起、多样并存、多极互动而彼此渗透的复合体。青海处于中原文化、西藏文化、西域文化、北方草原民族文化这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多种文化同住共存，互相采借，求同存异，犹如一幅微型的中国民族文化画卷，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蓝空雪域，赤壤天风。
诗圣杜甫在千年前，曾经用“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诗句形容这里的荒芜不毛。
但如今，青海早已越出了古人的笔触，以一派祥和、发展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青海多民族文化和谐相处的经验，更值得人们珍视。
在青海地区，中原的汉文化、西域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来自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且互相浸润、涵化，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场域，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多元他者”、“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
日前，记者实地走访考察了青海省的六个地区，生动地感受到了上述状况，并了解到，由于各种文化间互相采借而引起了三种较为突出的民族文化变化状况：向藏文化涵化、向汉文化涵化和藏回的伊斯兰化。
向藏文化涵化
着藏袍讲藏语的汉族
青海省循化县道帷藏族乡的宁巴村里，有180多户、1000余人，其中藏族占全村人口的90%，是该村的原住民，汉族只占全村人口的10%，村民全部信仰藏传佛教。据说，宁巴村的汉族是20世纪40年代从甘肃临夏地区来此的一名木匠和一名货郎的后代，后来在宁巴村落户定居，繁衍生息。
在藏族文化的长期熏染下，这部分汉族从信仰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基本藏化。
记者发现，这里的汉族为了生存的需要，是自觉、主动涵化的。他们皈依藏传佛教，讲藏语，娶藏族媳妇，并且按照藏族的习俗举行婚礼，给孩子取藏族名字，习藏语文，家庭成员以藏族习惯互相称呼。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藏族无异，已经基本上藏化。他们自己认为是藏化了的汉族，当地藏族群众也认为他们已经是藏族了。有意思的是，部分汉族家庭将孩子送到藏文学校里学习藏语文，有一部分还考入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藏语文专业，毕业后从事藏语文教学工作。
不过，在重要的人生礼仪上，他们还是保留了汉文化的因子。例如，保持汉族传统土葬的习俗，认为尸体火化或天葬是对死者的不敬。
文化涵化是双向的。在河湟地区以及与其临近的半农半牧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诸多文化元素。这些藏人一般都会讲当地的汉语方言，有些还通晓汉文，很多人都取汉名，过汉族的节日，很难认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在这些地区，不管是汉人、藏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他们对自己族籍身份的认同还是很清楚的。在汉藏民族的融合中，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可以互渗，但族籍认同是一个硬核，无法穿透，难以改变。
“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蒙古族的血”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青海南部，处在藏族文化的包围圈中。据2000年的统计，该县蒙古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9.55%，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他们讲一口优美、标准的安多牧区藏语，并且皈依藏传佛教。
记者到河南县实地考察，走访了全县4个乡的蒙古族牧民、干部、学生以及一部分文化人，还走访了长期在河南县工作的汉族和藏族知识分子。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广大牧民群众对自己族属的自我认识相当模糊。当问到“你们是什么民族”时，绝大部分都回答“我们是牧民”，只有少部分有点文化的人会回答“我们是藏族”，有些回答“我们可能也是蒙古族”。
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干部说：“我们虽然彻底地藏化了，但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蒙古族的血，骨髓也是蒙古族的。如果一个蒙古族人和藏族人打架，旁边的蒙古族人肯定会帮蒙古族人；如果藏族人和回族人打架，他肯定会帮藏族人。” 流露出蒙古族原生性和根基性的情感。但在蒙古族的教师与干部群体里，民族认同呈现复杂性。
在生活习俗上，他们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族特色。现在他们住的帐篷大部分还都是白蒙古包，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赛龙乡的蒙古族人所操的藏语中还夹杂着蒙古语的词汇。有些老人现在还会说蒙古语。河南蒙古族妇女仍然保留着传统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他们采用蒙古族传统的方法缝制皮袄。家庭中如果生了男孩儿，满月要举行庆典，三年后要举行剃发仪式，结婚时要举行大型的婚礼。
盛大的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表现。不过，地道的蒙古族那达慕，会场的解说词却全部使用藏语，这生动说明了一个人或一个族群可以同时认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群体，就好像青海省海晏县有些社区的蒙古族兼通兼容蒙、藏、汉三种语言及文化一样。
完全藏化了的土族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上下五屯社区的土族人以虔信藏传佛教和绘制藏传佛教唐卡、雕塑佛、菩萨像而闻名于世。“五屯艺术”是藏族佛教艺术的著名品牌，五屯已成为藏文化之乡。
五屯人原是汉族移民，也有蒙古族的成分，但他们自认为是藏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妇女们仍然穿土族服装。现在他们中的许多老人在身份证等登记表格上填的仍然是土族，但后来出生的许多五屯村民在确定族别时选择了藏族。他们长期处于藏族和藏族文化的环境中，几乎全盘接受了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
向汉文化涵化
卓仓藏族的开放与坚持
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县生活着一群卓仓藏族，由于处于河湟地区，这里是青海藏族中吸收汉文化最方便，也是最多的部分。因此卓仓藏族人的汉语文水平、汉文化素养在青海藏族乃至于全国藏区中属于水平很高的。他们从汉族主流文化中采借诸多元素的同时，又始终保持了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卓仓藏族还是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中藏语及藏族的风俗习惯保持得较为完整的地区。
据了解，卓仓藏族有自己的母语——藏语，又在藏语中借用了大量汉语词汇。卓仓藏族说十句藏语就会夹杂着三四个汉语词汇；有些藏语中的关键词都是汉语词汇，语法、语音也受到汉语一定的影响。
卓仓地区的藏族普遍都取了汉姓，但名字是藏名，同时，这些藏族仍保留有自己的藏族姓氏。他们在与外界交往时用汉姓，在自己内部用藏族姓氏。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卓仓藏族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又坚守着自己藏文化的根基。他们坚持使用藏语文；全民信仰藏传佛教，遵从手持念珠、烧香拜佛等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身穿皮袄，女士佩戴加郎，吃酥油糌粑，饲牛羊六畜。
他们极为重视藏族血统的纯正，坚持族群内通婚。凡是卓仓七条沟里的藏族人都必须在这七条沟的藏族人中选择配偶。这一地区外出读书、当国家干部的人很多。他们的配偶几乎都是从自己的家乡按照优、中、劣的骨系来选择的。即便没有依家乡骨系找配偶，也必须在藏族中找。否则，父母会干涉。
卓仓藏族一方面对于异文化持十分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恪守本民族的核心文化，持一种设界而不关门的态度。
“家西番”的回归
“家西番”是对塔尔寺周边各社区乃至河湟地区居住的已经被汉文化深度涵化的藏族的指称，意谓非藏、非汉、在家的藏族等。比之卓仓藏族，“家西番”汉化程度更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母语——藏语文，并允许与外族通婚。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家西番”人出现了某种“返祖”现象。像婚俗、服装、语言、建筑以及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都开始向藏文化回归。
记者日前在对塔尔寺周围拦隆口镇白崖村和上新庄镇上村、下村的采访中发现，除了少数年老者，这几个村的绝大多数藏族村民已经不会说藏语，但都有藏语名字。他们开始穿藏族服装，过藏族节日，逢年过节到藏传佛教寺院烧香拜佛等。很多社区恢复了消失多年的跳藏族舞蹈的习惯。如近年来相继在上新庄镇、共和镇、丹麻乡琐尔加村等建立了5个舞蹈队，逢年过节，他们穿着藏装、唱着藏族现代歌曲，为各个社区的群众跳舞。共和镇近几年来还恢复了骑马比赛。我们还在塔尔寺6个部落中汉化程度最高的拦隆口镇发现，人们在通常的汉语语境中仍然会出现“某人为藏族”、“某人为汉族”的求同辨异的现象。
在族籍认同上，宗教具有重要作用。这里存在一个由塔尔寺─西纳寺─村庄寺庙（或山神庙）这些宗教祭祀场所组成的佛教、苯教杂糅的信仰体系，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对其虔信有加，认真实践着系统复杂的传统宗教礼仪。塔尔寺及其所属寺院体系的存在，使“家西番”藏人族群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融而不化，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坚硬的部分。
藏回的伊斯兰化
卡力岗地区系指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德恒隆乡、阿什乡、沙边堡乡等地。形象地说，卡力岗地方的藏回是一个着藏服、说藏话、到清真寺做礼拜的群体。长期以来，卡力岗居民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而世俗文化又是藏族的。
记者在德恒隆乡的德一村、德二村和支乎具村采访时，看见了有二三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建筑上又吸收了藏族建筑的诸多元素。此外，阿訇给满拉讲经、主麻日给群众讲“卧尔兹”都使用藏语。
改革开放以来，卡力岗“藏回”文化特征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近20年来，卡力岗家境比较富裕的群众纷纷到国外朝觐，年轻人到县城、省城，甚至到沿海地区打工、经商、开饭馆。在社会流动中，卡力岗“藏回”由于自己的藏、回二元文化特征而感受到社会认同上的不便，一位村民对我们说：“藏族人把我们当做回族，回族人又认为我们不正统。”然而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回族，因为带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再进入藏族圈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他们也感受到了回族生活习惯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对于藏回的文化选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力岗阿訇把男人们召集到了清真寺，做了一次郑重的告示：卡力岗人要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信仰宗教，生活中再不允许遵循藏族习惯。这是卡力岗“藏回”变化中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他们有意识地强调与回族的共性，突出与藏族的差异。卡力岗“藏回”快速转向回族。
今天，藏语仍然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流工具，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放弃了藏族名字而取回族名字了；过去他们一律穿藏族服装，改革开放后都改穿回族服装；不食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非诵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不抽烟、不饮酒；禁止反手倒水、端饭，要以右手拿餐具。从今天卡力岗“藏回”的生活中，已经很难看到藏族饮食的痕迹。同时，他们已不再保留藏族的传统节日习俗，改过去的火葬、水葬、天葬等为土葬。
同时在婚姻方面，卡力岗“藏回”与周边的藏族保持着严格的婚姻疆界，两族间没有通婚现象。“藏回”的婚俗也已完全转变为回族的婚俗。除了使用藏语，现在卡力岗“藏回”从风俗习惯等世俗文化到宗教信仰等神圣世界的价值取向已基本上实现了向回族的转化。
多种民族文化和谐相处的秘诀
互相学习和尊重不同文化
青海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心态是开放的，不同文化元素互相采借的事例随处可见，多姿多彩。互相学习是“美人之美”的表现。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硬核如宗教、族籍认同是很难改变，也难以与他族共享的。这就需要互相尊重。青海经验表明，在文化上，可共享就共享，不可共享则尊重，这是青海多民族文化长期友好相处的重要原则。
青海有许多尊重其他文化的事例。由于宗教是最具神圣色彩、最需尊重的文化要素，青海各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彼此尊重最为可贵。青海存在着许多宗教信仰，苯教、萨满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或曾经被人们所信仰，或至今仍被人们所信仰。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多种宗教同时受到尊崇的有趣现象。
——道教崇拜中的藏传佛教成分
在青海河湟地区汉族、土族聚居的地方，道教从教义、教法到神祗、仪式，基本上保持了道教的主体地位，但兼收了藏传佛教的神祗、仪轨等因子。例如，在河湟地区民和县的庙会中，道教阴阳师的清醮道场贯穿始终，但在诵经开始时有藏传佛教的“升幡”仪式。
——藏传佛教崇拜中的道教成分
在青海河湟藏族聚居的地区，藏传佛教吸收道教成分比较普遍。道教崇奉的关公、二郎神、文昌帝君成为许多喇嘛庙中供奉的对象。安多地区藏族把关公看做四大天王中的南色天王，即藏传佛教的财神，显然，这与当地汉族将关公看做财神供奉有关。
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是耍神的庆典，四面八方的汉藏群众集中到离文昌庙不远的河阴镇解放公园，当天上午人们用八抬轿子将供奉在文昌庙里的文昌帝君像和二郎神像抬出来，在参加庆典的人群中绕一圈，便又放回到原处。
——道教与藏传佛教的兼奉并祠
甘青地区道教和佛教的互相采借有时会达到互相结合的程度。现存于甘肃夏河拉卜楞镇的关帝庙是一座由当地汉族修建的道教小庙，却具有浓郁的道教和藏传佛教结合的特色。该庙内关帝与甘南地区的大山神阿米念钦共列一殿，并供奉有藏传佛教的唐卡佛像。有趣的是，当地汉族把阿米念钦山神视作明朝开国元勋徐达（也有说胡大海），说徐达曾被奉为太子山山神。而阿米念钦的塑像又具有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由藏传佛教艺人塑成。
从以上3个不同的个案中即可看到，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体系中不但融合了藏族本土的文化元素，而且还吸纳了汉地道教的诸多神祗及诸种仪轨。至于在甘青汉族聚居的地区修建的二郎神庙、文昌庙、关公庙及其中的神祗应归属于藏传佛教，抑或道教，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
——古今汉藏文化的杂糅
在青海汉藏杂居的地方，常会发现有古今汉藏文化杂糅的有趣现象。例如塔尔寺附近的苏村“家西番”人的居室内除有宗喀巴大师等神像外，常有毛泽东像、寿星图、山水图等。过春节时“家西番”人也贴春联、放鞭炮，同时也参与社村的社火队表演，舞狮子、跳藏舞、踩高跷，走村串巷热闹好几天。“家西番”人也祭灶神，只是日期比汉族晚1天（农历腊月二十四日）。这里的汉藏民间还流传着与灶神有关的汉藏联姻的故事，折射着汉藏友好、“家西番”人向汉族学习各种生产经验的历史事实。
形成民族多重认同
我们在青海看到了各族人民具有多重的民族认同。他们除了对本民族的认同，还有对于中华民族——祖国——中央政府的认同。青海的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汉族六大民族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认为自己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河湟谷地是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青海各族人民以及宗教上层人士表现了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青海各族人民与全国军民一样群情激愤，在短时间内，青海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青海分会、西宁教育界学生会以及妇女会、工会、商会等各界抗日团体相继成立。这些团体大力宣传抗战的重要性，开展捐钱捐物、征信等活动。同时，宗教上层人士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偕学者杨质夫等奉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派，前往蒙藏地区及各大寺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同年，青海蒙古族驻京人员推选出几名代表深入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进行抗日宣传。
自改革开放以来，青海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获得了进一步提升。这一点在体育竞赛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大通县塔尔沟村已普及闭路电视，村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中国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十分自豪，村民们兴奋地对我们说，劳作一天回来，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打开电视机，看金牌名次的变化。有的村民熬夜收看奥运赛事直播，有的还聚在一起收看，共同为中国喝彩。
在我们与大通县桥头清真寺部分寺管会成员和群众座谈时，他们并不避讳谈及美伊战争和恐怖主义。他们说，从中体会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大好形势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然，“做礼拜时还害怕放几个炮弹”；此外，他们还认识到，若要不受别人欺负，中华民族就要强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青海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建立理性解决矛盾的机制
不同民族生活在一起，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矛盾是常有的事情。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会不会产生矛盾，而在于有没有理性解决矛盾的机制。在青海，就存在着这一机制，包括来自中央政府的政治机制和来自民间的习俗机制两部分。
青海历史上存在着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但结果不是仇必仇到底，而是仇必和而解。
在传统社会，习俗是社区的主要整合力量。如果不惊动官府，青海各地民间传统上也都有化解这些矛盾的乡规民约。这些乡规民约是在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民间智慧的理性化表现，起着规范社会生活、解决冲突的重要作用。在青海，蒙藏之间因为草山纠纷出现的人命案或流血事件，若责任主要在藏族一边，本部落的长老们就邀请有名望的活佛带着金银牛羊，手持哈达和茶叶，亲自到蒙古族部落头人处说情、赔礼、赔命价，请求他们的宽恕，反之亦然。
正是通过上述秘诀，多民族文化的“和而不同”，成为青海地区各族人民实实在在实践着的原则。
在多民族国家、地区如何实现民族的和睦相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学者苦苦求索的问题。青海多民族文化相处的经验，将在这方面发挥极大的示范作用。
正由于此，今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诗句描绘美丽和谐的青海——
君不见，青海头，民族百花竞风流。玉塞金城雄杰地，云天高览豁君眸。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