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三十年·文化圆桌）
《 人民日报 》（ 2008年10月31日 16 版）
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2001年以来，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长调等先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由此成为拥有代表作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丰富的文化形态是中华记忆传承的载体，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政府对文明传承的自觉、广大文化工作者为维护脆弱的文化生态所做出的努力令全世界瞩目。
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易逝、口传心授等特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面临着严峻形势，抢救与保护工作处于十分关键的阶段。
如何让珍贵的文化样式远离衰亡？如何处理好经济繁荣与文化保护的关系，使之得以科学发展？如何保护中华文明，为人类传承一份巨大、珍贵、不可替代的财富？在此，我们特邀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乌丙安畅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编者
非遗保护走向文化自觉
王文章
《 人民日报 》（ 2008年10月31日 16 版）
改革开放30年来，在我国文化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一大亮点。它不仅说明了我国当代对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也标志着我们今天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认知的根本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开始逐步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从根本上说，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新时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进入新世纪，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得到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开始由以往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阶段。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开始对与物质文化遗产一道，共同延续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现存文化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全面的重新认识。我们审视人类自身及社会整体发展目标时，不能不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我国的保护工作正在逐步体现具有“文化自觉”的特征。
我国近五六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主要体现在：重视参与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建设和立法进程；具体实施形式多样的保护措施。保护措施主要是：开展全国普查，制定保护规划，建立国家和省、市、县四级名录保护体系，保护传承人，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国务院还确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对于提高公众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政府主导，社会团体、机构和公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制正在形成。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但是不能不看到，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首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和消解；其次是仍然存在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问题，缺乏保护规划与措施，甚至不惜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现象也时常可见。
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今后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第一，要在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前提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积淀，呈现为人们的精神、情感或生产、生活形态，成为一种传统。作为传统而言，它是相对恒定的，但它活态传承的方式，决定了其传承的活态流变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保护它按照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去演变，而不是人为地去改变这种自然演变的进程。凝固它或“组装”它，都是不妥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科学处理好“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的关系。
第二，要重视形成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文化自觉。既要尊重、调动和依靠传承人作为传承主体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要充分发挥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作为保护主体，参与保护的重要作用。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以及社会公众共同积极参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会不断开创新的发展局面，为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昆曲迎来春天
蔡正仁
《 人民日报 》（ 2008年10月31日 16 版）
我1954年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的昆曲演员训练班。后来华东戏曲研究院改为上海戏曲学校，我们那批十二三岁的孩子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昆曲传人。我12岁师从沈传芷、俞振飞学戏，如今在昆曲舞台从艺54年，见证了中国昆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看到昆曲艺术面临失传的情况很重视，立即把分散各地的“传字辈”老师集中到上海与杭州等地，着手抢救工作。1961年我们那批学员毕业，正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成立。我到了京昆剧团后，团里都在抢救、记录并排出《墙头马上》、《牡丹亭》等。
1956年正值中央酝酿“双百”方针时，浙江昆剧团排出了昆曲《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上演，顿时，“轰动北京，轰动上海”，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周恩来同志观看演出后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凸显昆曲的魅力，改变了“昆曲必亡”的看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古老昆曲开启了生命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昆曲再次起死回生。我们上海昆剧团1978年建团以来就抢救、整理、演出60多台昆剧、300多出折子戏。在这繁荣的舞台上我演过《惊变埋玉》、《贩马记》、《见娘》等一系列剧目，参演的大戏有《琵琶记》、《牡丹亭》、《白蛇传》、《长生殿》、《风筝误》等等。
昆曲的繁荣也搭建起通向世界的舞台，就我们上海昆剧团而言，先后赴美、日、英、法、德等国家和地区演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国家对昆曲的扶持政策使昆曲的传承与发展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青春版《牡丹亭》、上昆的《班昭》、浙江昆剧团的《公孙子都》，还有近几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等，昆曲出现空前的繁荣，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果。
近年来，以长三角为龙头的昆曲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在不断完善，苏州举办了昆曲艺术节，建造了昆曲博物馆。上海昆剧团也以《牡丹亭》和《班昭》连续两年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改革开放不但使国家经济繁荣富强，昆曲也得到繁荣与发展，但如何发展与传承，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的问题。昆剧的“传字辈”越来越少。“传字辈”有500多出戏，我们只学了200多出，而我们的学生只学了100多出。600多年的老剧种就这样一段一段地丢失，让人焦虑！我认为昆曲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继承和排新戏两不误才行。继承得好才有可能发展得好，剧种才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
振兴昆曲有三条道路，缺一不可：昆曲历史上一大批折子戏要保留、继承，这是昆曲艺术的精华；对传统剧目要进行改编，《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昆曲的宝藏，全本演出有困难，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编，让它继续活跃在舞台上；昆曲“起死回生”要自己动手，尝试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最好的继承。
（本报记者王玉芳采访并整理）
传承人保护日益规范
乌丙安
《 人民日报 》（ 2008年10月31日 16 版）
众所周知，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首先是代表性传承人，只有保护好他们和他们的传承机制，才有可能把宝贵遗产从濒危绝境中抢救回来。因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基于以上明确的认识，几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以下两个方面有力地推进了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
首先，文化部在开展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和评审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命名工作。一方面成立了专门的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委员会，负责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评审工作；一方面制订了评审规则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和条件。分别在2007年6月9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2008年2月15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51名，共计777人。2008年2月28日，文化部向来自全国各地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们颁发了证章和证书。这几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开性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好评。随之而来的是各省市区相继开展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使保护传承人的工作一时形成最大的亮点和热潮。
其次，文化部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政策法规的实施执行上有效地加大了保护传承人的力度。有些省（自治区）也较早地出台了地方对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暂行办法。
目前，暂行办法的推行和实施在全国许多省市区直到基层已经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得到了生活补助或津贴等资助，特别是老艺人、老工匠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得到了某些改善；一批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单位得到了传习活动的资助，使他们得以继续有效地开展传艺授徒活动；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得到了大力资助，由保护单位抓住有利时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做抢救性的录音和摄像，为代表性传承人精湛技艺的活态保存或数据库建立，准备素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已经进入规范化的良性轨道。文化部于2008年7月28日发布《关于推荐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人们期待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申报、认定和评审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一个更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