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
我今年五月毕业于美国的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学院在美国以极端的通识教育著称。四年都不分专业。所有课程基本都是必修,均是原典阅读和由教授带领的十几人的小班讨论。课程的核心是贯穿四年的经典阅读讨论会,按照规定好的、大致基于年代顺序的书单进行:大一有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的作品,大二有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经、塔西陀、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等,大三包括近代的笛卡尔、弥尔顿、卢梭、休谟、康德,一直到大四的黑格尔、尼采、托克维尔、托尔斯泰、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
与核心经典讨论班同时进行的还有语言、数学和科学三门讨论课。语言课在四年内学习古希腊文和法语,每门语言在进行半年的语法和单词学习以后,细读和翻译相关的经典作品,大一大二的希腊文课,翻译柏拉图的《美诺》和一部古希腊戏剧;高年级的法语课翻译拉辛的戏剧《费德尔》、波德莱尔的诗歌和福楼拜的小说《简单的心》;同时还会穿插细读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比如乔叟、莎士比亚、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作品。
数学课和科学课也遵循原典小班讨论的原则。数学课四年必修。主要作品有以几何方法为主写成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波罗尼斯的《圆锥曲线论》;近代的代数创立时期的的韦达、笛卡尔等人的作品;牛顿、莱布尼茨、欧拉、戴德金等关于微积分和实数理论的著作;一直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原著,和康托、庞加莱、罗素、哥德尔等人关于严格公理化和数理逻辑的著作。在阅读讨论的同时,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到黑板前做相关的演算和证明。
数学课上的很多阅读是些大部头的作品,而在科学课上,阅读材料中论文和短文章的比例要高一些。生物课主要是观察生物学,比如哈维、歌德、林奈,其次是进化论、遗传学,诸如达尔文、摩尔根、沃森和克里克的著作或论文,同时伴有不同时期探讨生命本质的文章。化学课仅有半年,阅读围绕着分子和原子发现时期各种观点的论文。物理课是科学课中最系统的,总时长约两年,从经典物理时期的伽利略、惠更斯、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阶段的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人的文章或论文。和数学课一样,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在全班面前进行讲解、演算或证明。
除此之外,圣约翰的必修还有一年多的古典音乐:有合唱和乐理学习,还有对经典音乐作品,比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莫扎特的魔笛、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分析、赏析和讨论。
我们唯一的选修课是高年级才有的八周的精读课,课程的开设五花八门,有核心讨论课书目中书籍的更深入阅读,也有天文学经典、凯恩斯、维特根斯坦、纳博科夫、印度史诗等等。
二、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
生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教科书、二手资料和习题。我无意论证这种极端的教育是否可以是理想中的完美的教育的一种。我其实认为,任何极端的东西都肯定有它不足、矫枉过正甚至糟糕的地方。
圣约翰学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经典原著和小班讨论的极端强调。事实上,它们几乎构成了我四年绝大部分的课内关于阅读经典原著,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当时我去圣约翰,只是觉得阅读这些原著是件很牛、很酷、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四年读下来,如果又懂古希腊文又懂量子力学,天下能有几个人能有这等本事。大一的古希腊年还算好,到了大二,阅读圣经和宗教,我的心情有时候都如中世纪般黑暗了。我找到我的老师,开始认真地问为什么要读经典?我当时依然想不通的问题是:一,为什么圣约翰要抑制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创造欲,强迫学生必修经典,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自己的阅读和专攻;二,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和文明的积累,忽略宇宙大爆炸、神经科学、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研读看似原始,甚至错误的古代的地心说、灵魂学说或是伦理学。除了陶冶情操和考古考据以外,这样的阅读为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