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简介：姚新中教授，1957年2月生，曾任英国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 Cardiff and Lampeter）宗教与伦理学教授、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客座研究员。1999—2002年任威尔士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系主任。2008年10月起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伦理学、宗教社会学、儒学与中国宗教。
采访人简介：袁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2011年7月，笔者应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历史系的邀请，赴英从事学术研究。笔者有幸在国王学院Strand校区Chesham Building的办公室采访了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姚新中教授，就其研究领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理论和社会历练的结合
袁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伦敦采访您，也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的学习经历。
姚新中：我在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之前，曾学过一段时间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大二的时候，我对伦理学感兴趣，因此希望有机会做些深入研究。当时人大的伦理学是全国领先的，并拥有全国第一个博士点。我是边工作边学习，因为伦理学强调社会介入，因此就不能完全沉溺于书斋生活。离开对社会的体验，就无法对伦理学有深刻的把握。
袁剑：我看过蔡元培的《伦理学大纲》，而他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很入世的人，强调通过积极投身社会，进而对社会加以改革。
姚新中：蔡元培的那本书是我们当时读研究生时仅有的几本伦理学专业书籍之一。
袁剑：在人大留校之后，您为何又想到要去英国学习呢？
姚新中：1988—1989年我做班主任时，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了中国21个博士后名额，由此得到赴英国培训的机会。回国前，我碰到了威尔士大学的系主任，他希望我去该校讲讲课。我想这对我学术能力和语言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机会，因此我就在英国开始研究宗教学。
袁剑：这样说来，您就将国内的伦理研究与西方的宗教关怀结合起来了。
从中国视角看中国
袁剑：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讲到怎样对待人类所受到的苦难，可能西方人对于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人所受到的痛苦并不了解，我想您在英国研究宗教之后，也许能够更好地看待这样的一些问题。
姚新中：我想，文化交流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中式思维与英式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别，两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方面也存在差异，要实现双方的真正沟通实际上并不容易。有分歧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分歧。认识分歧是第一步。
袁剑：您现在做的这项工作，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使西方的伦理学和宗教研究的成果更好地为学界服务；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也是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
姚新中：现在我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中英交流方面，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我现在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任务就是为学校各系的中国事务提供建议和咨询，并为英国媒体涉及中国问题发表意见、引导舆论、提供建议。另外，我还准备组织一个团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加以深入研究，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我在不同场合曾一再强调过，现在有些西方学者实际上不懂中国，他们往往将西式的价值观与中国事件简单地加以结合，一但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就会妄加评论，这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他们需要有一种中国视角，应设身处地地去理解那些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和文化历史根源是什么，这样才能实现对中国问题有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双方之间的对话才有意义。
袁剑：关键是一种换位思考，双方至少要找到一种最大的公约数。
姚新中：你看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事情持否定的看法非常多。它们实际上缺乏历史性角度的分析。当然，中国自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得也很清楚。一方面，我们必须先横向看，然后再加以纵向比较。我要培养一个能够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问题的团队。另一方面，我的这个团队也要开展教学，形成一种比较性的视角，实现中国和英国的共赢。比如说，现在西方在利比亚问题方面的政策，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利比亚人民。
袁剑：要有同情之理解。利比亚的问题也是西方逻辑推行的产物。西方可能把整个世界社会看得过于单一化了，很多地方的发展状态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双方的社会节奏是不同的，社会的完全同质化（西方化）是不可能的。
姚新中：我在英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在国内发挥得更大一些。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英国人全面认识中国，也让更多的人发现中国的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不可否认，中国当前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等，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入研究，找到某些可行的解决办法。
先学好中国历史
袁剑：我完全赞同您的说法。我在德国的时候，也向我的德国朋友介绍中国的历史著作，让他们先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再来评论中国现当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他们对于中国问题就有一种更为客观的看法。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很有效的。
姚新中：我有一个学生问我怎样更好地研究中国。我说，你先学习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吧，先学好历史，之后再来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西方的学者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但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也很希望能更好地推进民主，在上位者必须为下面的民众负责。但我更多考虑的是，中国怎样改革才能够避免出现社会动荡。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也是一步步地走过的，英国、美国都是如此。而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多民族、多文化，这些问题都要慢慢解决。我是一个渐进派，不是一个革命派。
袁剑：中国已经保持了60多年的和平局面，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对于改革，确实需要慎重。而在中西方的交流方面，关键还是要增强西方对中国的“同情之理解”。我是研究清史的，在阅读之前的史料时，发现当初的很多西方传教士实际上就具有了一些类似的对待中国的态度。
姚新中：是的，我之前所关注的利玛窦就有这样的视角。我很喜欢利玛窦这个人，既有西方人固执的一面，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课程非常受欢迎
袁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计划吗？
姚新中：国王学院的中国研究中心刚成立不久，现在有5个老师。我希望在两年后发展到10个老师，以便更好地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去年开设的硕士课程“中国与全球化”非常受欢迎，其中包括“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中国调查研究”等课程，主要是运用现有的资料来分析中国问题。此外还有“中国商务”、“中国创业”等专题，以及我主讲的“中国的传统与转化”课程等。明年我们准备再开设“中国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等课程，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与内部变迁的问题。有这样一些课程，就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野。
袁剑：您所讲授的“中国传统与转化”课程是其中的核心，基本贯穿了您在宗教和伦理研究方面的研究。
姚新中：有人曾对我说，你所讲的这些，学生可能不一定能理解和接受。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一个学生首先必须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深刻的认识，否则不可能深入地研究中国现当代的相关问题。这个课是中国中心的核心课程之一。
扎扎实实做学问
袁剑：您对目前中国学术界有什么看法？
姚新中：我觉得中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思想和急功近利的态度。这种思想和态度会造成很多问题，主要就是学问不扎实，出书不少但有深度的研究却不多。此外，就是学术上的“抄近道”，为评职称而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抄袭、学术剽窃现象。中国目前提出要创建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定义是什么？怎样落到实处？我曾参与过对世界大学学术水平的专家评议，我觉得中国大学整体上和世界著名大学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希望中国的学生不再为了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待遇而急功近利。人的分工是不同的，该做学问的就做好学问，该做实际工作的就做好实际工作，不要想着两头兼顾，兼顾了就往往分散精力，什么都做不好。
重视价值观念领域的进步和创新
袁剑：目前，很多制造品是“made in China”，却很少有什么思想是“made in China”的。
姚新中：这一点在中西方文化领域的交往中尤其明显。现在我们唯一拿出来的是“儒家”。双方的交流经常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之后大家都不了了之。关键是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让人家来认可。现在国家鼓励创新，但这种创新缺乏基础性的研究，因此是不可靠的。创新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应该在价值观念领域。要对周边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吸引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下大工夫。
袁剑：之前，中华文明经历过轴心期。在未来，是否还会有一个轴心期？
姚新中：我想会有的。在我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了，但你应该看得到。现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猛，一方面经济总量很大，但在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质量还不是很高。如何对世界产生吸引力，成为中国能否在以后成为世界主流的关键。中国的未来和发展不能确定时间表，因为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比如如何处理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影响到了学界对此的态度。
中国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很有深度和广度，需要大家协力处理。而怎样能够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实行渐进式改革并给民众以宣泄意见的空间，这一点非常必要。
我的研究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应该站在占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角度，以他们的利益来思考和处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
袁剑：是的，这也是学者良心的体现。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