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其忠(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教授)
李清晨(科学松鼠会会员、外科医生)
导读：被网友戏称为“猪蹄厅长”的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最近又因为“打通任督二脉”火了一把，也再度引发了一场围绕中医的论战。中医在民间大有市场，可玄化、神化的传播方式却使其科学性一再受到质疑。与此同时，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特别提到了中医传承问题，要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及临床诊疗经验的传承研究。到2015年，建成1000个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和100个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基地。此举有望迈出中医文化传承扎实的一步。
中医遭遇的质疑和传承困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遭遇窘境的一个缩影。以中医、国学等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光彩?本版特约专家进行讨论。
文/广州日报记者 李媛
精彩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现代化，这不是用现代观念把传统改得面目全非，而是要看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跟现代有关的，能让我们去实践。
——顾骏
传统文化就像古莲子，古莲子在现代经过一定的条件培育也能发芽，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也可以有新的生长，但DNA却是早就造就的。
——顾晓鸣
大家要破除一个先入为主把中医都当做传统文化的迷思。中医倡导的一些价值伦理观念，其实现代医学的价值观也与之相通。
——李清晨
中医高等院校，不能满足于中医药学知识在社会民众中的自然延续，而应采取更为主动、积极、负责的态度，有针对性的加强中医药学知识的传播，以冀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李其忠
乱象：
贴上“中医”标签的伪中医横行
中医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多年。“科学”、“不科学”还是“伪科学”的争议之声一直不断。而张悟本等所谓“养生大师”的出现与倒下，一方面吸引了众多普通民众对中医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透支公众对中医的信任。
中医需要正本清源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教授李其忠表示，近年来，由于广大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社会转型期各种压力的急剧上升，也由于我国医疗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等原因，整个社会对中医养生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但在这养生热潮之中，不免有些心术不正、唯利是图之人，借中医之名以行图利之实”。他认为，“猪蹄疗法”、“绿豆疗法”、“茄子疗法”、“泥鳅疗法”、“任督疗法”等，无一不是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医玄化、神化、俗化、泛化，是贴上“中医”标签的伪中医，而非中医的本质内容、本来面目。
针对这种泥沙俱下的乱象，李其忠认为，是时候让中医高等院校主动出击了。“作为具有引领社会职能的中医高等院校，不能满足于中医药学知识在社会民众中的自然延续，而应采取更为主动、积极、负责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加强中医药学知识的传播，以冀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中医的价值要重新审视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医的“正本清源”、“加强传播”似乎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科学松鼠会会员、外科医生李清晨就提出了另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些人认为，中医讲整体观这一点高于西医，但事实上现代医学从来不会把人体只当做局部来看。我认为中医的整体观，实际上是因为过去无法对人体进行精确的解剖，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而产生的，而现代医学也是从那种混沌状态走过来，走向精确。中医的确有价值，但对于中医的价值要重新审视。”
不可否认的是，在众多人看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无可争议，因此，继承和传播中医，也是在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其中最能说服人的一点就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很多理念，在现今的社会仍然行之有效。
中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大致形成于秦汉之际。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尤其是易文化及儒、释、道三大知识体系，对中医药理论构架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人文性的奠基作用。中国传统的天道观、自然观、生命观、伦理观等在中医理论中均有突出体现，如阴阳、五行、象数、脏腑、经络、精气神、养生等理论，均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孕育而来的。”李其忠表示。
“治未病”反映忧患意识
他举例说明，比如从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而言，作为中医药学核心理念的“三才”思想，即天地人，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作为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变易”思想，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特征;作为中医药学重要指导原则的“中和”思想，是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的重要理念;作为中医治疗观的“治未病”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突出反映。
然而，对此，李清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从不否认应该传承中医里有关文化的部分，但大家要破除一个先入为主把中医都当做传统文化的迷思。中医倡导的一些价值伦理观念，其实现代医学的价值观也与之相通。”
困境：
“读经”限制了新一代的创造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类似中医之类的存废之争并不鲜见。“国学”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支持“国学”的人认为，国学中很多有价值的观念，至今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目标;不以“国学”为然的人则认为，所谓“国学”中那些有价值的部分，与现代观念不谋而合，又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强调“国学”呢?
而且，目前“国学”的传播方式，也一向引人争议。过去几年，一谈到传承传统，人们首先想到就重温经典。放眼望去，目前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国学班，似乎也正是走了读经讲学这条传承路,但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可。
但对此，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表示：“传承靠读经?我现在就可以断言，没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顾晓鸣也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要不要读经，要不要建基地，“传统文化就在你我身上”。
“国学究竟是什么?”顾晓鸣表示，“国学”既是面对汹涌而至的“西学”一种回应，本身又是在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学术乃至制度法理的催化下，对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自觉和一种创制。“国学”必然与民族传统经典互为表里，讲“国学”必须强调读经典;然而，包含在这些经典中的视野和内容反过来限制了新一代的观念和创造性，因此，“读经”也受到了“五四”以来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对。
因此，顾晓鸣认为，我们要避免取消传统经典和简单读经的两种极端的办法，百年来出现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和拒外、灭古的错误和反方向的复古和迷信书本的做法，恰恰源于违反了“国学”的精神。从孔子、庄子到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到当代的大师，都努力把深奥的学问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而这也是“国学”的真精神。
“我们现在讲传统文化，千万别就只去讲一讲国学，读一读《弟子规》，这都僵死掉了。我见过一个学校，把二十四孝挂在墙上，我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现在还能用吗?那些虐待子女的，不讲人人平等的东西，还能照搬吗?”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表示。
反思：
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转型
虽然不能照搬，但在顾晓鸣看来，国学在过去的时代形成，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就过时了。“传统文化不会过时。传统文化就像古莲子，古莲子在现代经过一定的条件培育也能发芽，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也可以有新的生长，但DNA却是早就造就的。”
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表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个现代化转型，西方传统文化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后面理性主义等等的一系列思潮中，已经进行过重大转型，而中国是在1840年，匆匆忙忙就跟上了世界的现代化，传统文化被当做垃圾累赘抛弃了，“这就叫做割掉尾巴向前赶。抛弃了这些年下来，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没有根了，就想把传统文化捡起来，但捡起来一看，又不对了，我们的身体已经长得那么大，而这个尾巴又那么小，装不上去了。现在闹出来的笑话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经过现代转型的传统文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顾骏指出，脱离了现实生活讲传统文化行不通，把希望寄托在开办国学班、高校成立传统文化传播中心上，恐怕也要失望。“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现代化，这不是用现代观念把传统改得面目全非，而是要看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跟现代有关的，能让我们去实践的。然而，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个文化转型所需要的宽松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