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近年来从事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关著作有《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车过麻城 再晤李贽》、《身体、两性家庭及其符号》等。近日，本报记者在西安交通大学采访了张再林教授。
澄清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现在对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思考和研究，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在现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
张再林：我从研究康德哲学入手，尔后转向存在主义哲学研究，通过对存在主义理论基础的解读，开始致力于现象学研究。现象学实质上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哲学，我试图以现象学的方法，澄清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概念，恢复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使中国古代哲学恢复其迥异于西方传统哲学的独特文化身份。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升温，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您的身体哲学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有何不同？
张再林：国内哲学界对身体问题的关注，部分始于现象学的身体观，侧重从西方传统哲学、现象学、宗教学等角度阐述身体在哲学史中的发展轨迹。导致身体哲学热现象的原因复杂，比如现代性危机、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反省等，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当代哲学的研究范式正处于转型时期。大家试图寻找摆脱思辨哲学困境的新的哲学视角和叙述语言。我的研究是从现象学视阈出发，试图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问题进行根本的、全方位的观照。如果需要一个哲学定位的话，可以说，我所体悟到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一种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体现了我与非我、灵魂与肉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混然中处”的原始统一。“身体”不只是“七尺之躯”，更是作为“无我之我”，“形色天性”地与无限宇宙整体相关联。这样，身体并不局限在形而下的“形—气—心”层面，而是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即“可能活动的身体”，通过“下学上达”的途径，展现形而上的无限超越性。近年来，我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哲学身体性的几篇文章，是从不同维度论述身体何以能成为“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这一问题。
经由对话消解独白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将身体哲学看做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型，能否免于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独白话语？
张再林：研究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提倡对话十分必要。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对话，既揭示出中西方哲学的相似之处，又表明各自独具的文化特质。在文化对话中，中西方哲学不是服从“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论争逻辑”，而是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与认同。中国古代哲学身体的男女之性是作为宇宙“原发生命机制”加以揭示的，这使其成为生命活动得以构成、发生的纯粹的“权能场有”，形成既相对又相关、既差异又同一的关系。在这种“身体辩证法”中，不仅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能动与受动等区分失去意义，而且一种父子型、权力型的“主谓逻辑”也随之完全让位于伙伴型、交流型的“问答逻辑”。从这一意义上说，身体哲学一开始就是以消解“以一驭万”的独白话语的姿态出现的。因此，身体问题成为连接中西哲学的桥梁与中介，通过身体解读中西哲学，不仅不会导致西学话语霸权，而且还使中西哲学的互补互根成为理论可能，也为我们走出当代哲学困境开拓出一条希望之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久前，您应邀到美国与海外学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能谈谈这次美国之行的收获和经过吗？
张再林：今年二月初，我应邀到洛杉矶、丹佛、佛罗里达等地进行了学术访问交流。这次访问的收获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通过与美国大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二是通过和众多美国一流学者的交流，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形成了中外学者之间良好的学术互动，也使我对身体哲学这一论域的前景充满信心，感到这一研究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是我在美国访问的第一站。我向该校哲学系学生重点介绍了对中国哲学的身体性解读，结合他们正在开设的《淮南子选读》课，从《淮南子》“天地宇宙，一人之身”讲起，这句话体现了一种以身体为根基的宇宙观，而这种宇宙观可以说是源于一种哲学方法的自觉——彻底经验主义的方法，即现象学方法的自觉。
第二站是会晤美国著名学者吴光明。吴光明堪称中国哲学身体研究维度的开拓者之一，他所提出的 “身体思维”体现了中国古人诗哲合一的运思风格。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要有自己的声音，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古代话语需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的“身体思维”及其故事性表达，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因此，“身体思维”研究的确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我近年来致力于所谓中国式身体符号研究的主要原因。
第三站是舒斯特曼教授所执教的佛罗里达州亚特兰大大学。舒斯特曼长期从事身体美学研究，我与他交流感受最深的是，我意识到身体美学不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更是一种实践。舒斯特曼除教学、研究外，还是一位专业的身体训练师，从事身体治疗工作。他带我参观了他的身体工作室，并演示了他在如何恢复人的“身体意识”方面的系列训练方法。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中国古代既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也不乏修身实践，诸如儒家的“礼教”、道家的“坐忘”、禅宗的“禅定”以及中国传统的“气功”、“武术”等。非常遗憾的是，这些领域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展开。舒斯特曼对身体美学实践方面的重视无疑给我今后的研究以极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