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催发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的，只能是破除迷信的滚滚春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华网理论频道特摘选《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精彩章节，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思想论争，也企望推动对改革开放的全民性思考热潮。今天是第四篇。
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大致分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这就使根据历史实践的结果，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而打破这个牢笼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到延安整风，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所坚持的这样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个步骤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决议，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而且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重新评价。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
“文革”之所以能发动和推行，跟“神化”政治领袖关系密切，在一个领袖至上的国家和社会里，10亿中国人民被训导随时信从崇拜领袖，服从领袖的任何号令。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可以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模式：领袖直接下达“最高指示”，全体人民遵照执行。随着对领袖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中国也走上了这种政治运转模式的轨道，以至于当领袖宣布“造反有理”时，人民立即踊跃地参加向政府机关“夺权”的行动。民众的“造反”不但不是对领袖的挑战，相反却属于唯领袖之命是听、无限效忠领袖的表现。这种政治运转模式的动员效率远远高于原先的官僚机构运转模式。那时，广播电台天天在播送鼓动“领袖崇拜”的歌曲和口号。一直都反对个人崇拜的领袖，却掉进了个人崇拜的漩涡。
如何实事求是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根源在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就在于重新确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后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
能不能、会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至关紧要。
如果不能、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那就是以下两个方面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是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要么是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
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也表现在作出这种划分、把握这种划分，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方面，从而做到了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坚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其中有些意见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意见。针对讨论中的一些错误看法，邓小平于10月25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
邓小平实事求是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牢牢地把握住这样几个环节：第一，摆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这两者的位置。前者是首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后者也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第二，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第三，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纠正这个错误，正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正是要把握这个契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四，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的研究历史经验应取的态度。第五，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第六，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有责任，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格力量。
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86年有记者向邓小平说，现在领导人的主张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邓小平反驳了这种看法，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1991年8月，当苏联出现剧烈动荡的时候，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之初说过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的论点，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作出，标志着从批评“两个凡是”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拨乱反正，按邓小平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总之，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作出历史决议和坚持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决策表现出来的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远见，这个重大决策对于我们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的意义，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钟生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