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虚岁50的周作人写过一篇短短的《自述》，其中强调：“如不懂茀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他所指的，主要是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衍化出来的蔼理斯的儿童本位学说，周作人受其影响甚大，而在这里，他几乎将此看成自己一生事业的重心了。在写于此前的《〈发须爪〉序》中，他说了自己对神话几近天然的爱好，又说：“我有时想读一篇牧歌，有时想知道蜘蛛的结婚，实在就只是在圈子里乱走……”看得出他的学术探讨中充满了童心的驱动。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反复抄写的也是一部关于儿童生活的未刊诗稿：《儿童杂事诗》。
周作人对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发萌于1906年，当时他到日本留学，“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见《知堂回想录》)。他在这方面的大量写作始于1912年，他的轰动“五四”新文坛的代表作《人的文学》，也突出了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1920年，应邀在孔德学校作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时，他正式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命名。
周作人是中国最早引进安徒生作品的人，是最早在中国全面系统倡导儿童文学的人，也是最早投身于儿童文学研究及批评(包括儿童文学翻译的批评)的实践者。“五四”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他的理论批评大有关系。
然而他又是个特殊的理论家，他没有理论专著(《儿童文学小论》也只是一本批评与论文的合集)，他的所有创见都在散文随笔中(其论文严格说也还是“美文”)，这一点与鲁迅十分相像。所以要找出他的理论构架，必须在大量文章中寻觅，这不同于读那些框架谨严的论著，但因文章好，读来另有一番乐趣。
“国民性”批判
周作人作儿童文学研究，其最初的根本动力还是“国民性”批判。
在写于1912年的《儿童问题之初解》中，他说到，成人对儿童的感情可有三个层次：“初主实际，次为审美，终于研究”。中国只存在动物性的畜养(即第一层)；根本还不存在“儿童研究之学”(即第三层)；至于第二层，“即诗歌艺术，有表扬儿童之美者，且不可多得”，这就指出了中国此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事实。在《安得森的〈十之九〉》中，他揭出了中国翻译界(其实也是思想界)的一个大问题：“‘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这是我们“国民性”的一个大弊端，至今未能除尽。而在《人的文学》中，他结合欧洲的“人的发现”，尤其是自19世纪出现的“女人与小儿的发见”，比照说：“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写于1923年的《儿童的书》则更为严厉地批评道：“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自然也没有……”到1931年，他在《体罚》中又说：“在西洋有一个时候把儿童当作‘小魔鬼’，种种的想设法克服他，中国则自古至今将人都当魔鬼看，不知闹到何时才肯罢休。”
周作人的“国民性”批判深入到了儿童文学的理论层面，涉及了许多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如《读〈各省童谣集〉》中，他针对每首儿歌后面被加上了穿凿附会的政治性训诫性的“注云”，悲愤地说：“大抵‘教育家’的头脑容易填满格式，成为呆板的，对于一切事物不能自然的看去，必定要牵强的加上一层做作，这种情形在议论或著作儿童文学的教育家里很明白的可以看出来。”这话是针对当时的评论和创作界而言，他认为旧有的“国民性”在“新教育家”身上又延续了。周作人又说，“中国家庭旧教育”不能理解儿童，只能培养出一大班“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他对这种“一首歌谣也还不让好好的唱，一定要撒上什么应爱国保种的胡椒末”的做法反感之至。写于1930年的《论八股文》，则提出了“中国的奴隶性”的问题：“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这里牵涉到学生作文，却也关系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
周作人的批判常能抓住国人只注重实用、实利的弊端。在童书出版上，这体现为：要么为某派政治服务，要么为商家谋利服务，所谓“为儿童”只是幌子而已。在《〈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他说：“教育家不把儿童看在眼里，但是书店却把他们看在眼里的。”书商大出粗制滥造的童书以赚钱，这情景与今日无异。又说：“中国学者中没有注意儿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样不会注意，结果是儿童文学也是一大堆的虚空，没有什么好书，更没有什么好画。在日本这情形便很不相同，学者文人都来给儿童写作或编述……可惜中国没有这种画家，一个也没有。”这说得非常痛心。近80年了，现在这种情形是否改变？在《谈中小学》一文中他又说：“现在中小学生的生活是很不幸的一种生活……一天八点十点的功课，晚上做各种宿题几十道，写大字几张小字几百，抄读本，作日记……也不管小孩是几岁，身体如何，晚上要睡几个钟头”；“我想这种教育似乎是从便宜坊的填鸭学来的，不过鸭是填好了就预备烤了吃的……人当然有点不同吧，填似可不必，也恐怕禁不起填”。这是在说过去，还是在说现在？这是周作人1935年的文章，现在看来，“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似乎并未完成。
“儿童本位论”
“儿童本位论”是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核心，它的基础则是一种由达尔文进化论推动的人类学理论——“复演说”。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研究》与《童话略论》中，他已开始运用这一学说了：“……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今以童话语儿童……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最要义也。”在《儿童研究导言》中，他更明确地说到，胎儿是生物史的复演，儿童期是人类史的复演。这样，“人类学”与“儿童学”也就合到一起了。以人类学研究原始童话，正可以理解今日之儿童；同理，在儿童文学中有些为成人不能解的内容，从人类学中可得到解释。他将这样的方法用于安徒生研究，得出结论说，安徒生的特色就在于“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安得森的〈十之九〉》)。在《蛇郎》等古童话与古代歌谣研究中，他用的也是这一方法；在研究儿童游戏、儿童争斗、儿歌的作用、儿童玩具的意义以及种种儿童特征时，他也用这一方法。
以“复演说”研究“儿童学”，就看出儿童不同于成人之处，以及儿童在各个阶段的明显区别。“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儿童研究导言》)。对这种误解的警觉，其实就是欧洲19世纪“发现儿童”的要义所在。在这样的基础上，周作人提出“儿童本位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1914年的《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周作人明确提出：“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而行之。”“以儿童为本位”的提法，过去往往认为是鲁迅在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最早提出的，在鲁迅说了“幼者本位”、“以孩子为本位”后，周作人才接过去的，看来这并不确实。也有将“儿童本位论”与杜威来中国后迅速传开的“儿童中心说”混为一谈，认为是杜威影响的产物，这也同样不准确。杜威来华也是1919年的事，而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更强调懂得并适应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并非简单地以儿童为中心。如这份《意见书》中，他即强调：“勉在体会儿童之知能，予以相当之赏识。如稚儿之涂鸦与童子之临帖，工拙有殊，而应其年龄之限制，各致其志，各尽其力，则无不同”，“世俗或以大人眼光评儿童制作，如近来评儿童艺术展览会者……于各期幼儿优秀之作未有论道，斯乃面墙之见，本会之所欲勉为矫正者也”。也就是将更小的“稚儿”与已能临帖的“童子”区别开，要懂得他们“年龄之限制”，不能以大人的眼光评“各期幼儿”的创作，这便是“儿童本位论”的真义。
因为有“儿童本位论”，所以对“铁脚斑斑”、“脚驴斑斑”这类读不通的儿歌，就能找到正解，那时儿童正在学语阶段，先音节而后词语，“盖儿歌重在音节，多随韵接合，义不相贯……儿童闻之，但就一二名物，涉想成趣，自感愉悦”(《儿歌之研究》)。同样，那些“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童话大受儿童欢迎，也是因为那时儿童正有空想的需要，应该有这样的童话予以满足(《〈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儿童的书》等)。也因为有了“儿童本位论”，那种把儿童期只看做未来人生的准备阶段的习惯或理论，也就显示出了它的荒谬。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说：“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的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儿童各期都应受到充分重视，得到充分享受。
在写于1924年的《科学小说》中，周作人借用蔼理斯的话，说了三层意思：一、如儿童需要想象时读不到童话，这方面精神的生长将永久停顿；二、因为需要，儿童在读不到童话时会自己创造童话，但大抵造得很坏；三、随着少年的成长必将反对儿时的故事，所以荒唐的童话无害，而硬塞给他们的“科学小说”也不会有什么用处——除第三点讲得有点绝对外，前两点可说是极为重要的。
正是基于“儿童本位论”，当他看到违背儿童本性的政治教条被强行灌输，就忍无可忍。在《〈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他说：“可怜人这东西本来总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栈’起来，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喂肥了好吃或卖钱……道学家恨不得夺去小孩手里的不倒翁而易以俎，军国主义者又想他们都玩小机关枪或大刀，在幼稚园也加上战争的训练，其他各派准此。”他表达了对国民党、日本军国主义及各种旧式教育的不满，但最为强烈不满的，却是文学家们竟也忘记了自己所曾鼓吹的“儿童本位论”。
(刘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