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座“高山”翻三次
点校版《文献通考》由中华书局出齐
宋元时著名学者马端临所著三百四十八卷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详记典章制度的历史巨著，与唐人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并称为“三通”。近日，点校版《文献通考》由中华书局出齐，在10月30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直称这么大工作量的浩大工程就像是“翻一座高山”，但令人唏嘘的是，30年里，这座高山翻了不只一次，而是三次。
原来，《文献通考》的点校工作曾遭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古籍整理出版环境的低迷，三易其稿，两换底本，第三次才赶上了国家古籍出版政策的春风，达成几代学人的夙愿。
三次点校重复劳动
30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裴汝诚向中华书局提出整理《文献通考》的意向，为我国文史研究提供更大的便利。对方回答说，这书早在整理规划之中，应该整理，只是书大费时，最好校勘简单点，主要是标点。由此，点校组按照要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点校稿。“而此时的古籍整理出版业却步入艰难时期。”裴汝诚回忆道。不久出版方派出另一位责编来到上海，提出“加强校勘、查对通考引书出处”等修改意见。“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点校一遍。”为了出版，全组人按新的意见变更了体例，再次“爬山”。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点校完成之后，古籍出版仍在低谷之中，出版社诚言相告“不知何时能出版”。
1996年，海南一家出版社有意将第二次点校的《文献通考》收入“继《四库全书》二百年来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的《传世藏书》系列，条件是要去“古”，即改竖排为横排，繁体变简体，不标人名、地名专名线，书名号改波纹为尖头等。对于这些变更，只能妥协。
然而，他们的成果并未被学界所用，甚至想见一面也难。原因有二：这套丛书全套出售，标价高达98000元，是捆绑式销售，即使打折也要接近5万元，在当时，除了大型图书馆，很少有研究机构和个人能出得起这个钱；当初受诸种因素限制，简体字版《文献通考》还出现了失校现象，刊印时还发生了不少错误，质量令人不满。
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戴建国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十二五”规划意见征集稿上意外地看到了“《文献通考》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出版单位还是中华书局，而点校单位则来自西部一所高校。戴建国当即写信：“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很好基础的。”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06年元旦，不无悲壮而又再次鼓起希望的第三次点校启动了，由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联合承担整理任务。原点校人员十六七名，已有几名过世，其余也多在30年的跨度中由黑发人变成白发人。此次点校又是重新来过，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以另四个版本为校本，点校体例与标点依《二十四史》的整理方法，上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印刷，计1000万字。看到校样时，经历了这部书三次整理的主持人裴汝诚的感觉是“百感丛生，不知从何说起”，欣慰中掺杂苦涩。他感慨：如此多变而又最终能够出版，表明古籍整理与出版离不开国家的大环境。
埋头苦干默默等待
回顾《文献通考》走过的曲折之路，戴建国并没有表露出痛惜和不满。他告诉记者：“出版古籍不赚钱，出版社要贴钱，等待就成了常态。”点校本《文献通考》像放风筝一样的命运飘忽、来回折腾并非孤例。十二册、580万言的点校本《汉书补注》从上世纪80年代启动项目到整理出版，历时20余载，也一度因找不到出版社而搁浅，直到2008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期间，稿不成书，古籍整理人员的成果就无法获得认可。在古籍出版不景气时期，整理人员有时会“饥不择食”，只好随便找一家出版社“先出来”。由于有些不是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效果差强人意。戴建国告诉记者，这个行当里的人早已习惯了埋头苦干和默默等待，有时不得不接受勉为其难的结果。
但近几年来，古籍整理人员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本世纪开始，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对出版古籍发放补贴，受此鼓励，古籍的整理出版明显顺利多了。”戴建国说，与此同时，教育部下属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全国20多个高校古籍所，在项目指导、经费资助方面有了更多的政策支持。
一位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腰杆挺直了。以前校点和整理古籍在很多人看来“不上档次”，不算是一流的科研成果，在考核成绩和晋升职称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这个风气已经扭转过来，感觉好多了。”
戴建国说，最近同行都在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给从事古籍整理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期待。“古籍整理同国家的发展、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国家重视、政策支持，我们的工作环境也就更好一些、顺利一些。”
本报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