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安君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命题时,我即表示赞成,但我想到的却不是与农村民俗学、城市民俗学并列的、研究某类民俗事象的民俗学学科分支。我的意思是说,家乡民俗学的问学对象就是“民俗学一般”所设定的研究对象,而家乡民俗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民俗学这门学科整体所追问的根本问题。但是,既然家乡民俗学所瞩目的问题就是民俗学所回答的问题,又有什么必要单独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命题呢?我想这是因为,民俗学的基本问题久已被我们遗忘了,而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命题可以使我们猛省,使我们意识到学科的基本问题至今仍然是需要学科中人时时自我提醒的事情。安君的命题始于他自己在家乡的田野经历,他多次在家乡遭遇到自己的调查对象的质疑从而自我反省:“民俗学到底有什么用?民俗学者究竟应不应该关心(被调查对象的)具体的现实生活的问题?作为民俗学者,我们究竟能够为民众做什么?”(安德明,2004:128)的确,当我们迫不及待地从一位老农的口中挤出一则神话故事的异文材料而如获至宝时,我们作为学者的学术关切与被访问者的现实生活之间已没有了直接的关连,我们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无助于被访问者当下生存状况的直接、具体的改善。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可使我们聊以自慰:社会分工使得学术特别是理论形态的学术不再直接担负着改良社会的具体的实践责任。但即使如此,我想,多数民俗学者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以社会一员的身份给自己的调查对象以学术以外的切实帮助。但是,民俗学——进而言之——所有从事理论形态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命定只有在学术之外才能给予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物质”方面的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