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作为民间文学体裁之一的歌谣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到了上一世纪新文化运动期间，一向为圣贤文化所轻视的民间歌谣突然由下里巴人上升成为文化学者研究民俗社会的热门话题。于是，中国的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歌谣》周刊也应运而生，可以说，“五四”运动不仅催生了新文化的诞生，也使得民间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
当年，《歌谣》周刊由北大国学门下属的歌谣研究会创办。有意思的是，歌谣研究会的出现，竟是源于1918年1月底的一天，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刘复(半农)与沈尹默的一场闲聊。据刘半农回忆，那天是下雪之后，他和尹默一起在北河沿闲走着，他提议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第二天就将章程拟好，北大校长蔡元培看了一遍，随即就批交文牍处印刷5000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1号刊载《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计10项22条，规定了歌谣征集的办法、范围、要求等，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辟“歌谣选”专栏，至1919年5月22日，共登载四川、江西、黑龙江、安徽、广东、湖北、江苏、河北、北京、河南、陕西、山东、浙江、云南等省市流传的歌谣148首。中国征集民俗歌谣的事业，就此开场了。
1920年12月19日，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的“歌谣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1922年1月，作为中国大学最早创立的研究机构“国学门”成立，将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为了更有利地搜集和宣传民间歌谣、引起学界兴趣，同仁们决定创办发行《歌谣》周刊。同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正式创办了《歌谣周刊》，周作人为创刊号拟定了《发刊词》。到1924年5月，征集到的歌谣、谚语、谜语等就达1100余首。到了1925年6月28日，《歌谣周刊》总共出版了97期，先后由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四人负责编辑。起初，周刊是随着《北大日刊》附送的，自1923年9月第25期起，改为单独发行。《歌谣周刊》不仅是国学门征集与讨论歌谣的一个机关刊物，也是中国第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发表的民间歌谣除新疆、西藏、热河外，几乎涵盖了全国各地，其内容以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歌谣和儿歌为多，也有不少情歌、仪式歌(喜歌、丧歌等)，还有一些时政歌谣以及长工歌、劳动歌等。形式上以只说不唱的民谣和曲调自由的山歌、小调为主，多从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风土人情等角度对歌谣进行探讨和叙述。这本小册子一时成为当时研究民间文学的中心，也是收集蕴藏中国各地儿歌与民歌的一个摇篮。
《歌谣周刊》是在现代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北大的学术刊物出版的，它又以周刊的形式持续刊载寄自全国各地的歌谣及其讨论文章，每期销售达千份，所以传播很快，影响很大。1924年1月30日，《歌谣》发行一年多后，歌谣研究会就迎来了一批新会员，他们中间包括傅振伦、董作宾、容庚、容肇祖这些后来都卓有建树的文化学者，连远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也申请加入了研究会。从会员分布的十多个省的情况来看，一场关注搜集、研究讨论民间文化的歌谣运动，在全国逐渐形成，并形成气候。除去这本《歌谣周刊》之外，歌谣研究会还出版了一些歌谣小丛书，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和董作宾编的《看见她》等，都是作为平民文学丛书形式出版的。
笔者手中存留有二、三、五、六集《歌谣周刊》，均为上海中华书局作为“平民文学丛书”印刷，前面是“歌谣集例言”，后面是“本集投稿者”。其中尚有版权页的第六集印刷时间是“民国十七年八月三版”，也就是1928年，而初版则为1924年2月，四年多的时间居然连续三次印刷，可见这本小书在当时也是颇受大众读者欢迎的。
当年搜集的都是些什么歌谣，不妨摘录一二看看:
《吃肉》(黑龙江)庄稼人，尽穿老破袄。一天三回烤，
别说吃肉，性命也难保。街上人，尽穿绫罗缎，别说吃肉，皮都看不见。(这是第二集里，借用一个虱子的口吻，来形容贫富悬殊的。)
《月月花》(浙江)正月梅花香又香，二月蓝花盆里装，三月桃花红十里，四月蔷薇靠短墙，五月石榴红似火，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栀子头上戴，八月丹桂满枝黄，九月菊花初开放，十月芙蓉政商妆，十一月水仙供上案，十二月腊梅雪里香。(这是第五集中的一首，是百花时令的一首儿歌。)
《酸枣棵》(直隶三河)酸枣，酸枣棵棵，树叶，树叶多多，金盆洗，银盆卧，长大了，说婆婆;十个翁，十个婆，十个小姑管着我;挑芽菜，喂鸡鹅，挑泔水，喂勒勒。井台高，看见娘家大树梢;井台矮，看见娘家大白鹅。一年三百六十天，
不来接接我。
(这是第六集中，借一个小媳妇之口，诉说自己婚姻之苦的。)
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并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胡适等人为研究会委员，1936年4月，《歌谣周刊》在胡适主持下复刊，到了1937年6月，随着抗日战争的临近，新一代的《歌谣周刊》也就无疾而终、成为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