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作为中华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遗”包括口头文学、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这些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2003年，我国启动了“非遗”保护工程。根据文化部公布的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非遗”抢救与保护工作卓有成效，成果颇丰。目前我国共有“非遗”资源近87万项，进入国家、省、市、县4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有7万项；还建立了闽南、徽州、四川羌族等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520多座专题博物馆，197座民俗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经过10年启蒙，全国各地掀起了保护“非遗”的热潮，“非遗”保护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为保护工作的深入和拓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从世界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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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的行歌坐月是侗族大歌传承的载体。2006年，侗族大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极大地推动了侗族大歌的保护。 资料图片
今年11月15日至19日，我国申报的京剧、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麦西热甫等3项列入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至此，我国共有28个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6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其中少数民族代表作名录11项，急需保护名录3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介绍，早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首次提出了“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提出各会员国应关注民间文化传统形式，特别是口头文化的不稳定性，建议各国政府应在保护民间文化方面发挥其作用。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2000年，教科文组织正式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2001年5月，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公布。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我国“非遗”的严峻形势，也加速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也就是说，在半个世纪里，各类剧种消亡了100种之多。这对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警示与鞭策。
在国际形势的推动下，2003年初，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开始走上了全面、整体性的保护阶段。
2004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普查工作。同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非遗”一词开始频见报端。
2006年5月20日，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前，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非遗”名录518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165项；2008年6月公布了第二批“非遗”名录510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482项；2010年5月公布了第三批“非遗”名录190项，少数民族项目106项。至此，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万花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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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民族文化传承人欢庆“非遗”传统技艺大展开幕。 资料图片
蒙古族是个善于装点生活的民族。刺绣作为民族服饰的主体工艺，应用在蒙古族的服装、配饰、生活用具等各种用品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的蒙古族人万花最擅长的就是刺绣。她自幼跟母亲学习刺绣和服饰加工，是自治区一级蒙古族服饰制作的传承人。
“同为蒙古族，但每个部落的服饰各不相同。剪裁酷似满族服装，正是我们家族的蒙古族服装有别于其他部落服装的特点。”万花向记者展示自己制作的女装，衣服上的图案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凭借自己的大胆设计和娴熟的刺绣技术，1992年，万花在翁牛特开办了一个蒙古族服饰培训班和蒙古族服饰店。
万花记得，当时的店面很小，学员少，生意也不好。“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万花说，“穿民族服装的是牧民，牧民过着游牧的生活，很少到商店去买衣服。而县城里的人那时都喜欢买流行服饰，也不来买民族服装。”只有歌舞团偶尔需要更换一批新的演出服，才会找到万花。在“赚不到什么钱，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万花坚持了十几年。
2006年，我国全面推进“非遗”抢救工程，政府逐渐重视起民间手工艺的发掘和保护，种种迹象让万花意识到，民族服装生意惨淡的冬天就要过去。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水平，也为了打响知名度，万花报名参加了许多比赛，并且收获不小。
随着“非遗”热的兴起，万花凭着商人的敏感发现，少数民族工艺品方面的展览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服饰竟然在展览中被当做艺术品陈列，还吸引了很多其他民族的同胞和外国人。她由此开拓了思路，将每一件服饰当做艺术品来精雕细琢，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如今，万花的服饰公司生意蒸蒸日上，前来拜师学艺的人也越来越多，达到300多人。公司年利润超过100万元。
今年8月，万花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全国七夕节女红手工艺大赛，获得了铜奖。她高兴地说，在党和国家保护“非遗”的大环境下，民族服饰生意的春天已经到来，她的日子将会越过越好。
祖先的智慧，依然照亮我们明天的道路
□ 巴莫曲布嫫
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全面铺开以来，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于许多少数民族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来说，“非遗”的保护，在相当程度上是保护他们的根谱和文化的血脉。祖先们曾经生活在哪里，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克服了什么样的困境，如何创制和保存了让他们足以自豪的文化，怎样迁徙跋涉走到今天，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良心和良知都一定会追问的。“非遗”保护工作为解答这类问题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非遗”保护工作是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最终实现文化的广泛交流和互动的绝好契机。文化是非线性传播的，过去，由于交通和信息交流的障碍，许多依附于人和人类活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远距离传播，因而形成了不同文明的不同面貌，也为相互借鉴制造了某些障碍。今天，我们认识到，许多看似“个别”的文化，其实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是我们的珍贵财富。珍爱自己的文化，欣赏和学习他人的文化，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尺度。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才会有胸襟和气度兼容并蓄，发展好自己，且惠及旁人。
在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少数民族文化占据很大的位置。有人统计说，少数民族遗产占到总量的八成。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包括“非遗”的建设和保护工作，具有全局的意义。它不单单是要保存和弄清楚过去的事儿，还为我们的发展，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思想的活力，艺术的源泉，生命的意义。祖先的智慧，依然会照亮我们明天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号召各缔约国积极筹划和参与201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10周年的纪念活动。此举正是为了让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更好地总结过去，厘清挑战，提升保护意识，加强对话与合作，深化“共享人类遗产”的理念。我想，这一纪念活动的基本宗旨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少数民族的“非遗”保护工作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
10年，我们见证，我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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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9日，本报推出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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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3日，第三个文化遗产日时，恰逢汶川地震，本报推出“羌族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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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3日，本报推出“非遗”大展专刊。
2002年12月20日，本报以《民族无形文化遗产：莫让“水果”变“蜜饯”》为题，报道了此前在北京召开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还不常见，记者谨慎起见，用了“无形文化遗产”一词来报道。
转眼间，近10年的光阴过去，“非遗”一词已经家喻户晓，文化部主导的“非遗”保护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报作为最早参与报道“非遗”的媒体之一，见证和记录了“非遗”10年的推进过程。
与“非遗”保护进程一致，本报对“非遗”的报道也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以前，国家“非遗”体系尚未建立，报道较为零散，没有形成规模；2005年以后，国家大规模推动“非遗”工程，相继推出了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高度关注，本报甚是欢欣鼓舞，竭尽所能，为之鼓与呼，尤其是对“非遗”名录中的少数民族项目倾注了很多心血，予以报道。
2006年起，国家规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以此为契机，国家先后推出了3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3批代表性传承人。本报分别在2006年6月9日、2007年6月8日、2008年3月7日、2008年6月8日推出4个版的专刊，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2009年2月13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在北京农展馆拉开帷幕，本报又推出了《“非遗”大展专刊》。在“非遗”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本报都推出了大手笔、高规格的报道。
除了以专刊的形式集中报道，本报还曾以多种方式关注过以“非遗”为主的民族文化的变化。如2007年1月起，本报连续推出了7期“文化变迁系列报道”：《11年，梭嘎乡改变了什么？》、《谁动了我的花围腰？》 、《有多少传统文化可以重来》、《旅游给傣族园带来了什么？》、《椰树下，白色与蓝色的文化交织》、《拉萨：传统与现代的汇集之地》、《旅游让喀什“重生”》，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关注了处于旅游业冲击下的梭嘎乡、丘北县、泸沽湖、西双版纳傣族园、三亚、拉萨、喀什等地的民族文化。
本报关注“非遗”的抢救与保护，更加关注“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与未来。因为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非遗”是以人为载体。因此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关键。2009年11月20日，本报以《文化遗产传承人：从艺人到老板的蜕变》为题，报道了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缤纷中国——中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成果展》。记者在采访中欣喜地发现，在“非遗”保护中，传承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土壤得到了有效改善。
在采访中，我们也听到很多悲观的消息：传承人去世，技艺失传；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意学习民族传统技艺，传承面临断档；受现代化、商业化冲击，“非遗”变味……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力去呼吁，努力为少数民族“非遗”营造良好的氛围，使其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能看到祖先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还能了解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