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界《史记》”诞生记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1日18:11 瞭望东方周刊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我们不愿意把那些悲悲切切的、充满斗争、扩张的,或者与他人不和谐相处的东西展现到国际上。”曹国强说,“现在这56首歌提倡的文化就是一个字:儒。要儒就是要雅,就不能野”
北京奥运会期间来华的各国首脑、官员收到各式各样由中国赠送的“国礼”,其中,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曾表示,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什么名贵珍宝,而是四张CD:《中华56民族之歌》。
这套CD中共包含了56首歌,分别来自中国的56个民族。据悉,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每个民族的代表性歌曲汇集起来,进行编配、录制。
回族的《花儿与少年》、朝鲜族的《阿里郎(听歌 blog)》、满族的《摇篮曲》、塔吉克族的《古丽碧塔》(《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即源于此曲)等脍炙人口的民歌都被选入其中,分别代表各自的“民族之歌”,汉族的代表歌曲则毫无悬念地选择了《茉莉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是“中华56民族之歌”项目的总策划,他称这一作品为“音乐界的《史记》”。
从采风、创作到录制、出版,这一项目前后历时五年,花费近千万。但承担这一巨大工作的却不是官方部门,而是民间性质的 “中华56民族之歌组委会”—— 由上百名各界人士以民间身份组成—— 及其组织下的近千名参与者自发完成。
“官助民办”的组委会
“这个项目最早是音乐界人士集体提出来的。”组委会执委周凯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音乐界的艺术家们希望为奥运献一份礼物:真正的中国音乐。但想来想去,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歌曲都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后来干脆就有了汇集56个民族之歌的策划。
开始,音乐界人士想自己做成这件事,但真正着手操作后却发现困难重重:要搜集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音乐,需要去当地采风,需要找多位专业人士共同进行研究和修复,还要在后期花大量时间做编曲、录制等工作。这一过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音乐界人士们很快发现自己无力承担这一重任。
2003年,彭丽媛(听歌)、李双江、赵季平、徐沛东等音乐界人士找到一些在政府部门的朋友,请后者出面组成中华56民族之歌组委会,并吸收了许多来自文化部、广电总局、中宣部、总政歌舞团等部门的人士作为组委会成员。
据悉,组委会的执委周凯是国资委成员,此前并未从事过音乐方面的事务,因从小就与彭丽媛为近邻而被找来帮忙。
组委会在政界人士的参与组织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豪华阵容”: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任总顾问,许嘉璐亦为项目总策划。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弟弟曾庆准、著名作曲家印青为总监制,彭丽媛则为整个项目的艺术指导。
在近五年的采风及后期制作工程中,这个项目得到了近千万元资金的支持以及各地方政府的人力财力配合。
“我们算是官助民办的性质,资金来源全靠相关单位的支持,以及组委会和社会人士的个人资助。”周凯说,“所有参与的人都没有要报酬。”
整个项目的最终时限定在北京奥运开幕之时,并将此成果定位为“国礼”,赠给前来中国参与奥运活动的各国代表团,暂不在市场销售。
这个任务顺利完成了。
“近百年来中国的音乐家们为收集各地民歌做出很多努力,但是把56个民族的歌曲集结成一个完整的形式来昭示中国文化,这还是首创。”音乐家曹国强对《望东方周刊》说,他亦是此次组委会的顾问成员之一。
采风
2003年开始,组委会陆续派出团队去各地采风,收集“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谣。
通常,采访团队每到一地,会先找到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和方志办获取相关资料,查阅、研究民歌;之后,工作人员会深入到该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请当地最好的歌手或仍能咏唱本民族歌谣的老人出来演唱,并录制下来;回到北京之后,再请专业人士讨论,如何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歌词音译或意译成汉语,实在难以翻译的,或翻译成汉语后明显不如原文动听的则保留原样,最终编辑成曲。
总政歌舞团的一级演员雷佳是此次全部56首“民族之歌”的演唱者,作为唯一的主唱者,她也参与了多次采风活动,向一些少数民族的歌手们学习发音和唱法。
雷佳对《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过程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更多的是失落,“少数民族文化比我们想像中还衰落,去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录歌时,往往发现还没有在北京的人唱得‘原生态’——他们没几个人会唱本民族的歌了。”
在侗族和羌族,雷佳都遇到类似的情况:年轻人会唱周杰伦、陶的歌,但本族歌曲一首也不会,本民族方言也不会说,能唱本民族歌谣的老人实在凤毛麟角,且年岁已老。雷佳记得在羌族听过一位老人用嘴“弹”本族特有的口琴,一根琴弦能弹出宫商角徵羽五调,那位老人是当地唯一一个有此绝技的人了,却在此后不久的汶川地震中不幸罹难。
在采风过程中,最难的问题是,部分少数民族早已失传了自己的文字、语言,有的民族由于频繁迁徙或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连日常交流也不再使用本族语言了。据周凯的统计,珞巴族、怒族等近20个民族存在这样的情况。
与这个问题相类似,初期搜集来的一万多首民歌经过鉴定有很多是“假”的。“一开始我们搜集上来七首白族歌曲,后来经过阎肃等一直研究此地域民歌的音乐家们鉴定,认为没有一首是白族本族的民歌。”周凯对本刊记者介绍。
遇到这两种情况,组委会只能借助地方的“方志办”提供的县志等资料查找相关信息,从中找出关于该少数民族祭祀、劳动或节庆时音乐的记载,并通过历史学者和音乐家等人士的共同研究,重新“创制”该族的歌曲。
据周凯介绍,在摩梭采风纳西族音乐时,因为已找不到真正的“民歌”,采风人员就参阅了当地县志,其中一篇《五列子引传》中详细记载了历史上当地一位族长为儿子娶妻时候的情形,内容涉及当时唱了什么样的歌曲,歌曲什么特点等。工作人员就通过这样的历史记载的支撑,以及采风时对该民族文化特点的了解,加以修复,创制出“纳西族之歌”。
“一个民族的劳动特点、对色彩的偏好、语言本身的节奏等等都具有音乐性,只要它没有完全消亡,没有被长时间汉化,修复的工作是完全可以进行的。”曹国强对本刊记者说。
“通俗点说,一个有经验的作曲家到了当地,看你这个民族喜欢什么样的绘画,房子的屋顶是什么形状的,平时都做哪些生产劳动,这些都是可以用音乐语言描述出来的。”
就是一个字：儒
“中华56民族之歌”出版之后,得到很多来自国外音乐界的好评。全美流行音乐最高奖“格莱美大奖”的资深评委Joshua Cheek认为“中华56民族之歌”是“中国最美的声音”,并主动请缨做了该专辑的英文文案。
而国内音乐界人士则提出很多质疑,一个比较集中的意见是:所选作品过于精致而豪放不足,许多以豪迈为特色的民族也选了柔美的歌曲作为该民族的代表歌曲。例如一向以狩猎生活为主,剽悍奔放的鄂伦春民族,此次没有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鄂伦春小唱》,而是选择了以深沉抒情的马头琴为主调的《出色的歌手》。
此外的质疑包括, 56个民族的歌曲都由汉族歌手雷佳演唱是否合适?所选歌曲对于本民族的代表性究竟如何等等。
“我们选择曲目的标准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作为该项目顾问,曹国强对本刊记者解释,“纵向”是指在一个民族的诸多民歌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所谓代表性包括音乐个性和文学性两个方面的考量,“前者要你一听大概就知道是新疆的还是云南的(歌曲),后者涉及歌词的题材,一般选择抒情性的为主。”
“横向的(维度)则要考虑中华文化整体对外的风格。”曹国强说,有些少数民族的现存民歌以高亢嘹亮为特质,内容多为表现劳动生活甚至阶级斗争中的控诉,而这一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工作者着重整理的部分,“那时因为不能公开讨论、表现谈情说爱的内容,绝大多数音乐采风的册子都是这样分类:革命类、反动类、黄色类。”
“我们不愿意把那些悲悲切切的、充满斗争、扩张的,或者与他人不和谐相处的东西展现到国际上。”曹国强说,“现在这56首歌提倡的文化就是一个字:儒。要儒就是要雅,不能野。”
不过他对目前的最终结果也略有遗憾:“现在的做法是同中求异,我个人更希望看到异中求同,因为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被同化性’,能否用汉族的‘儒’来指导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呢?现在变成无论炸煎蒸煮炒各种烹调方法,原料却都是一块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