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被领导安排参加编写《苗族文学史》。编写《苗族文学史》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是研究民间文学，而我既不懂民间文学也不喜好民间文学，再加上我对苗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素无了解，对苗语、苗文一窍不通，我内心感到十分的矛盾。但我仍然把它作为一件任务去完成。
受命之后，我毫不气馁，立即奔赴苗族地区调查和搜集民间文学，和苗族同胞们在一起边劳动边交谈，拜他们为师，请他们赐教，摸清当地民间文学蕴藏情况，并和一位老歌手朝夕相处一月之久，用汉字四声记音的方法，记录下他口传的一首长达数于行的苗族神话古歌。苗乡的如画风光、苗族人民热情好客之习尚、苗族地区民间文学的丰富瑰丽，使我惊叹、热爱和折服。编写工作顺利进行，但由于编写人员多，编写水平参差不齐，观点各异，风格体例五花八门，毫无可取之处。几经周折，领导决定由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四人执笔，田兵分工领导《苗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负责写绪论和后记；刚仁是组长，负责编印资料集和编印《苗族文学史》讨论稿；施培中执笔编写一、二编；苏晓星执笔编写三、四编。
1962年底，田兵同志和我应中国民研会、社科院文学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赴京，在与何其芳、贾芝等有关领导同志座谈定下有关《苗族文学史》的修改和出版大计后，我立即藏身于京城西郊八大处秘魔崖中国作协招待所，埋头于具体修纂工作，将书稿重新编写一遍。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苗族文学史》书稿被认为是宣扬封建精神的大毒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于 1981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颇受大家好评。
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确定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丛书》并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其中包括《苗族文学史》的重新编撰。田兵同志受聘为该丛书评审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苗族文学史》新本的编撰任务，由于刚仁同志去世，施培中有其他工作，最后只得由我和田兵同志担任编撰工作。经研究分工，田兵同志负责绪论部分，所有内文全部由我承担编撰。
我仍然把编撰新本《苗族文学史》看作是一项工作任务，因此，在承担任务后，就下定决心使新本大大超出旧本的水平。旧本《苗族文学史》重大缺点有四：第一，断言苗族书面文学是解放后产生的，此前的历史都是民间文学史；第二，以偏概全，往往仅用一个方言、一个地区或一个支系和资料代表或表述全民族的情况，因而有人提意见说这不过是某个地区的苗族文学史，涵盖面和代表性严重不足；第三，由于资料不足，一些章节显得极为单薄。而要克服这些缺点，必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有针对性地调查、挖掘和搜集资料；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探索；第四，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旧本文学史着意提高民间文学的地位，往往用文字的概念进行评述，不但忽视了民间文学本身的特性，而且忽视了其与民俗宗教和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切都必须一一加以解决，工作量如此之大而繁重，人手只有我一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我的薄力去推动社会和更多的人来协助，否则将一事无成。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立即筹划编印《苗族习俗风情与口头文学》一书，并以此书名为题约请苗族各方言、各地区、各支系的有关专家撰稿，特别要求在文后必须附上所述方言地区或支系各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目录。他们很快纷纷赐稿。后来由田兵同志筹款，1987年我们将其编印出来，这就使我得以掌握苗族三大方言及一些主要地区和支系的民间文学概况。1988年10月，我争取到我的家乡贵州省毕节地区和赫章县的资助，经贵州省委宣传部批准，在赫章召开了为期5天的苗族文学史座谈会，到会的有全国苗族各方言、各地区和大多数支系的有关人士100多人，会议的宗旨是请与会者就《苗族文学史》的编写建言，并填写会上发的表列，留下本方言、本地区或本支系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要目。为了使新编撰的《苗族文学史》体现所有方言、地区和支系的状况，会议特别举办了毕节地区8个支系的服饰及文物展览，并要求8个支系都能写出本支系的文学概况。通过这一本书的编印和一个会议的召开，使我对苗族民间文学的了解从总纂旧本《苗族文学史》时的囫囵其词，提高到了对各方言和主要地区、支系都能多少有一个说法，这就是说，编撰和研究者对编撰研究对象认识的距离已是大大缩短了。由于一个天赐的良机，这一段时间全国都掀起了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热潮，于是，我尽力收齐了三套集成印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苗族民间文学资料我都掌握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探索苗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了，于是，我于1989年5月专程赴湖南湘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进行深入调查，并与当地有关人士和专家进行座谈研讨，请他们就一些重要专题撰文，约定由我
负责在当时我任副主编主持工作的《南风》发表，作为编写《苗族文学史》资料之用，承蒙他们一一慨然赐允。由于这样的原因，这次湖南之行，不但使我推翻了自己参加认定的苗族书面文学产生自解放后社会主义时代之说，而且将其发轫追溯到了明初的宣德年间，并发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的众多诗人、作家，使其符合于客观历史实际。
如此经过5年的调查与研究，1991年5月13日，我正式动笔编撰新本《苗族文学史》，在1981年出版本的基础上有了三项提高或突破：第一，将苗族书面文学的发展认定到了明初的宣德年间，提前了500多年，并发现了众多诗人和作家；第二，解决了以偏概全的误导，对于重要作品能够做到按方言、地区或多数支系来写，如对原始神话，不但可以分方言列述，而且可以列述到一些地区和支系，其中，仅洪水神话和日月神话列述的资料就分别有28份和19份之多，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各方言各地区内容不尽相同且各具特色的丰富瑰丽景象呈现于人们面前，大大增强了史论的涵盖面和代表性。第三，已有足够的资料弥补薄弱章节的不足。
1994年，我的编撰工作已接近完成。由于我和田兵同志在《苗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几经协商和劝说都无效之后，田兵同志和我都不愿意继续合作。我根据《苗族简史》为此书写了绪论，于1995年1月以个人名义交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关于新本《苗族文学史》我还要谈谈几个有关问题：
1．关于本书和1981年出版本的关系问题。为了不致涉嫌版权问题，新本《苗族文学史》是我在对有关资料和作品进行研读，取得新的认知和突破后的重新论述。它完全是我个人的著作。
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苗族简史》一书给我提供了研究苗族文学史的历史依据和范本。我依据该书的论述去解决文学史中必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介绍、文学史的分期和断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动力、各类文学样式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具体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在书稿中引录了《苗族简史》概述内容，特别是在介绍苗族历史与文化时，采用缩写与辑录的方法，实则都是原书的创见与论述，除在书中加注说明外，这里特作说明并致谢。
3．关于一些民间文学门类的断代即究竟应列入什么时期论述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其在什么时期繁荣兴盛就列入什么时期论述。虽然其在前一时期已产生，但因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就在本期作相应的交代使读者明白就行。尽管在后一时期仍有发展，但因其势已渐式微，也在本期相应交代，使得来龙去脉清楚也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各个时期都分章列述。如列入本书第二编论述的祭祀歌、丧歌、巫词、议榔词等都是这样处理的。还有一些门类和形式，因对每件作品一一判断产生年代较为困难，只得一律放在作品产生最多的时期列述，如列入第三编论述的传说就是这样。不难设想，如果每个时期都列专门章节评介传说，那将会是什么模样和效果?
4．对于民间文学作品，列入本书论述者，除个别情况采选经整理发表的作品外，一般以采选原始资料为主，因经整理发表的作品，难免带有整理者乃至现代观念意识，不如原始资料能够原汁原味地体现本来面貌。但是，因原始资料读者难以见到，本书不能不作详尽介绍，这就使得书中文字有关之处难免不够精练乃至冗杂拖沓，特请读者见谅!
5．特别感谢理论家凌字、王鸿儒、罗炳辉、吴建伟、龙连荣和古籍研究家张应和、龙应翔、陈大宽和刘志阶，是他们的论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书剑风云》、《湘西傩堂正戏》、《苗剧杂谈》、《龙绍纳(亮川诗集)续评》、《苗族历代诗选》和《儒林古诗选》等为本书编写有关章节提供了翔实、唯一而权威的资料，本书不但多有引用，而且多有缩写、辑录以成文，除在书中加注交代外，特此说明，并致谢。
6．原贵州省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及民族委员会主任王朝文同志和原全国人大代表、《南风》主编及著名苗族作家伍略同志，对《苗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极为关心，我能请到他们担任本书顾问，感到非常荣幸，特表谢意!同时，本书的编写出版也曾得到原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余未人同志的大力支持，顺致感谢。
7．最后还要特作说明的是，本书写成于1994年，因此，所列入评介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文学只能以1949年～1993年期间作品为限。而在此后的近8年时间里，苗族文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长篇小说就出版有吴恩泽的《伤寒》、龙岳洲的《涛江春潮》、龙潜的《黑瓦房》和杨育泽的《拐拐拐》等多部，中篇小说也发表了伍略的《虎年失踪》等等，这些作品都很有影响，如《伤寒》就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因断代时限而未能将这些作品和近8年来的苗族文学创作写入本书，实是憾事，只有待本书修订时再作补充了。
苏晓星
2003年7月16日于贵州寓所
【延伸阅读】
民族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苏晓星新著《苗族文学史》略评
据我所知,这是目前国内的第二部苗族文学史。
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的写作,始于45年前。从1958年作协贵州分会开始编印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算起,到1961年完稿,前后共用了三年的时间。然而,事隔包括“文革”在内的20年,直到1981年,方才得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署名为“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执笔者为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那是一部“集体”著作。以“集体”的方式著述,在那个时代是颇为常见的,利弊皆显。也因此,在该书的《后记》(写于1961年)中,编著者十分坦率地承认“仍感到有如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好”,他们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资料的运用问题,两种文化的斗争问题,语言文字和文学的问题,远古神话和汉族神话的关系问题,口头文学为何如此丰富并能长篇保存的问题,苗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比如资料运用方面,编著者就坦陈:“贵州方面的多些,云南、广西、湖南的就少些;湖北、四川、广东方面的几乎是没有。就以贵州的资料来说,黔东南聚居区的较多,西部、北部地区的就少些;中部地区的更少。这当然就影响到《苗族文学史》的全面性、圆满性和正确性”。虽然这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留下的诸多遗憾,是历史和环境局限使然,但如此诚实坦率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的学界却十分罕见,弥足珍贵。也因此,苏晓星作为始作俑者之一,甘愿再次“把编撰新本《苗族文学史》看作一项工作任务”,“下定决心使新本大大超出旧本的水平”。他从1987年开始重新收集补充资料,到1995年完稿,再到2003年12月出版,历时17年。此时的苏晓星,是当年执笔者中唯一的健在者,已是73岁的老人。
我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史,自然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曲折和著述的艰辛。而初读这部53万言的新《苗族文学史》(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之后,则更觉其得之不易。
我曾在主编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总序》中表述过这样的认识:“治史的关键有二:史识,史料。史识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也不能没有史识的爬梳。”治文学史,首要的“资本”是“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苗族文学史,与治汉文学史相比,最大难题就是史料得之不易。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苗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字。近现代各时期,曾有过一些苗族知识分子尝试创立自己民族的文字,也有如英籍传教士柏格里等创造“老苗文”,但都未有成功。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在对苗语进行普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拼音苗文并加以试用推广至今。这就是说,这部书中记述的苗族文学,从原始社会直至今世的1995年,跨度极大,但在苗族书面(也即是用汉文书写的)文学发轫之前(大约是在明初宣德年间,即公元1426年左右)的若干世代,苗族文学作品均无文字记载、统统无籍————无苗族自己的典籍可考,全靠口耳相传。由于旧时代的民族偏见,受封建正统观念影响的文人,对少数民族文化(其中也包括文学)采取漠视态度,不闻、不问、不采录、不参与;即使有所采录记载,也多有零碎、皮毛、偏颇、歪曲甚至歧视之弊。即使是在苗族书面文学产生之后,苗族的口头文学仍然在不断变化发展,仍然需要研究者做出切实的把握和判断。这些,都是需要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对民间“活形态”口头文学的田野考察和大量汉文文献的爬梳),才有可能去充实那“无籍可考”的巨大空白。更何况,由于苗族分布地域广,方言和支系众多,同一母题的口头文学作品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口头“版本”,情况复杂;还有许多不能确切判断其产生年代、只能根据内容形式等推测其形成时期的口传作品……凡此种种,均使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成倍增加。苏晓星在《后记》中大略介绍了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实际的难度远胜于此。
现在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这部文学史,全书746页,作者竟用了几近一半(345页)的篇幅,来记叙书面文学出现之前,苗族口头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以及其间多姿多彩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作品。可以说是基本上解决了第一部《苗族文学史》中存在的最大缺憾————资料不足的问题,堪称为一部资料充实、考据翔实的苗族文学大全。所谓“考据”,就是考核、考查、考索所收集到的证据、依据,并作出判断。从这部书运用爬梳史料、整理典籍、考证辨伪的方法和手段,研究苗族的各种文字形式及口头流传的文学作品文本中,可以看见苏晓星使用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朴学家们治史料之学的方法,无论是参看古籍,还是听取传闻,所持之据大多有一定的可靠性,其功夫在于舍粗取精、由表及里,并在有充分依据时去伪存真。从方法论上,我甚至感觉到既有一点乾嘉学派的遗风,又有一点“疑古”派与“释古”派相结合融通的某种意味。
治文学史,“史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史研究,既要掌握充分的资料,又必须具有“史识”。如果说,资料有时候可以借助于别人搜集的成果,“史识”则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独到的见解,能够从大量的资料中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文学史具有的历史科学性质,要求治史者必须在研究中强调“历史眼光”,即所谓“史识”。用王瑶先生的话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一切文学现象都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与消亡的。”这部《苗族文学史》为读者记叙了苗族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神话的盛衰,传说的更替,歌谣的流布,说唱文学的勃兴,以及各种仪式歌、苦歌、反歌的变异……在进行苗族文学历史的叙述时,苏晓星并没有把任何文学现象凝固化、绝对化,而是用变动、发展的观点去考察文学历史的运动。在这里,一切口头的或书面的文学作品、一切无名的或有名的作者,都是历史发展线索上的一个环节。这个特点,只要我们在阅读此书时稍加注意,是不难发现的。
但这并不是说,这里的历史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历史永不停息的变动,便忽视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恒定不变、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在苏晓星所记述的苗族文学流动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苗族先民创造的丰饶的文化土壤上,孕育了苗族丰富的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劳动歌、祭祀歌、巫辞、理词等等,这是苗族文学之源,苗族人民在这样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壮大,其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作为某种“基因”继续以“活形态”存活于民族民间生活之中,呈现于后世的苗族文学作品和民族精神之中;也有一些随着民族的交融、文化的交流而进入到其他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化与文学的紧密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苗族而言,其史前时代的文化变迁,正是考察其族群迁徙、文学交流的重要线索。前辈学者如闻一多在《东皇太一考》、姜亮夫在《楚辞今译讲录》中,也都曾把活形态的苗族文化和一些现代苗族的民俗资料,引入对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之中。这是很值得借鉴的。这部《苗族文学史》对此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和体现。当然,一种文化流传到现在的形态,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形态,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必定会有消减、增添、变异、优存劣汰的种种变化。作为后人,我们只能去努力寻找出它们之间的某些文化“基因”,并对它的延续轨迹加以描述。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横跨古代(汉文)文学史、民族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及民族史的学术功底。在我看来,苏晓星数十年来对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积累,以及他在民族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使他具有了描述苗族文学历史的扎实功夫,成就了一部新《苗族文学史》的诞生。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了这部《苗族文学史》表现出其“史识”的另一个方面,它十分关注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苗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联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苗族方言区(东部湘西方言、中部黔东方言、西部川黔滇方言)、不同的苗族支系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并呈现为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联系,即强调了“历史的联系”的观点。特别是文学与时代的联系,是一种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的历史联系。苏晓星正是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之中去解释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和揭示是客观、具体、而非主观臆断的。我们可以从他所划分的四个文学时段中,清晰地看到其中“历史的联系”的脉络。在他所理清的苗族文学历史发展的线索中,构建了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从中体现出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并没有损害苗族文学“典型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和个别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十分看重苏晓星把“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的观念和方法引入民族文学史研究之中,从而使这部《苗族文学史》成为一部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正视历史、再现历史本来面貌的民族文学史著作。
在这部《苗族文学史》中,关于苗族历史的分期,苏晓星采信的是《苗族简史》(《苗族简史》编写组编写,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框架,即“原始社会”、“封建领主制社会”、“封建地主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时期,并据此划分苗族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在《苗族简史》之后出版的《苗族史》(中国少数民族专史丛书之一,伍新福、龙伯亚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苗族通史》(上下册,伍新福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中,关于苗族封建社会发展的形态问题,均认为各地区苗族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以及封建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是先后不一的。它们认为,有一部分苗族首先产生和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经济,有一部分(主要是“生苗”)则直接发展了封建地主经济;而土司制度的基础也并不单纯是领主制经济,土司土目中有一部分是封建领主,对包括苗族在内的“土民”进行农奴式的剥削和奴役;另有一部分土司土目虽对辖区内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但实行的主要是租佃制剥削,其经济形态属地主经济;还有部分土司土目曾实行过奴隶制,对辖区内包括苗族在内的“土民”进行奴隶式的奴役,后来又才逐步转变为租佃制的剥削。这两部“苗族史”都认为,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先有领主制后有地主制,土司制等于领主制)是不符合苗族历史发展实际的。我没有研究过苗族的历史,也不清楚史学界、特别是苗族史学界对这些观点的认同度如何。我只是想,这部堪称为民族文学研究重要成果的《苗族文学史》,如果适当汲取苗族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以合理的阐释,或许会有更为丰富精彩的言说,更逼近于苗族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真实。
最后,我还要突出地说明,完成了这部《苗族文学史》的苏晓星,是一位以小说创作为“主业”的著名彝族作家。以小说家来治文学史,以彝族人来治苗族文学史,从28岁“写”到73岁————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安排,也有个人的机缘。偶然耶?必然耶?而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历史。
作者：何光渝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