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发展，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但与此同时，千城一面的现象让人们感到茫然。如何在城市化建设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力度，如何提高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使国民有更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作为一名建筑师、规划师、建筑学博士及国家文物机构的最高行政领导，长期致力于此项工作。他不仅跋涉全国各地考察文化景观、文物遗址，还亲自著述并出版数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观点都非常超前。在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读书写作要接受实践检验
《中国新闻出版报》：我知道您的第一本书《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是在2006年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之际出版的。此后每年都会推出一本新书，且每本书都和文化遗产这个大主题有关。无论是听您演讲或是读您的著作，我发现您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事业，始终带有一种对国家文化遗产的强烈情感。请问，您的行政事务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还要抽出时间写书？又怎么有时间写书？
单霁翔：谢谢你们报纸能关注文化遗产日，我还是很乐意与记者交流沟通的。提笔想写点东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到文物局工作以后，很多老专家、老先生认为我不是学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相关专业的，因此对于我的工作不大理解。由于专业的原因，我的工作压力很大。第二，上任以后我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走访了大约70位专家，包括史学、考古、文物古建筑修缮、文化历史名城保护、博物馆学、文物鉴定等领域专家。其中有很多都是我们国家相关领域的泰斗，与他们一起工作我发现自己在理论等方面相差甚远，这让我改变了过去读书的思路。过去做规划工作，每天都在繁忙的状态中度过，读书包罗万象，但基本上都是出于一种急用先学、学而不思、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状态。后来，在新的工作岗位，我逐渐开始有针对性地读书，并结合工作面临的难题、课题加强专业学习。于是，就萌发了系统地归纳、总结、沉淀所读过的书，并把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记下来的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读书和写作结合起来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读书是写作的基础，不深入扎实地读书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文章；写作是读书的延续，是将读到的东西经过自己的思考整理出来的过程。另外，读书、写作一定要有系统性，一段时间集中力量系统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写作一定要有创新性，如果是别人写过、研究过的，当然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但如果别人没写过或很少有人涉猎的，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来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他人的批评。当然，读书和写作要应用到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才有价值。至于时间，读书、写作确实是一个需要坚持的事情，作为国家公务人员，首先必须要完成公务，但在繁忙公务中抽出时间静心读书对工作有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每天晚饭后，坐在书桌前，沏上一杯茶，能够静下心认真读书，能够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最美好的时光。
把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宣扬出去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的4本书，本本都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有关，其中无论胸襟、气势，还是观念、见识都非同一般，没有陈词滥调。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做到既能与国家大政方针一致，又能用自己的目光去审视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大主题？事务性工作和理论著述如何结合得这么紧密？
单霁翔：你说的对，我的著作确实都与我的工作密切相关。原来没有想到写书。我想我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当时考虑想要编制中国文物事业“十五”规划，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发展的严峻形势，带来了大规模建设和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这正是文化遗产保护最关键、最急迫、最危险的时期。因此我在各种场合，针对历史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区、街区保护等层次都提出了一些探讨性观点。比如历史性城市的协调发展、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等。天津大学出版社希望能就此出一本书。当时又是我们国家批准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我也很希望能把一些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宣扬出去。
第二本书是我自觉想写的。我们知道，城市建设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去特色、千城一面。当时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3个部门联手召开了一个关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促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因此后来写了《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书中我谈到了当前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8个方面的问题，由于写得比较尖锐，有人建议在发言的时候是不是定位为应该避免的8个问题，而不是已经存在的8个问题。无论措辞是存在还是避免，但这8个方面的问题我还是做了认真的研究，自问自答就形成了第二本书的内容。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出版了第三本、第四本书。第三本书《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背景的书。按以往的观点，普查对象理所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类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墓葬，但我认为面对新时期、新时代，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已经远远超出文物保护范畴了。因此我的第三本书特别写了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内容，特别是针对第三次普查即将开展，研究文化遗产和文物到底有什么区别、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有哪些进步，并提出了在内涵、外延方面的拓展，特别是在后面一部分是对一些新型文化遗产国际潮流方面的研究，比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
第四本书是《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是将文化景观作为一个议题专门进行研究。目前，文化景观方面的专著很少，过去有人从地理学角度涉及文化景观，我主要是从文化景观遗产方面着手进行深入研究，将其分为7类，包括城市类、乡村类、山水类、遗志类、宗教类、民俗类和产业类。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跟我提到，中国军事类文化景观也很丰富，比如城池、防御工事，特别是万里长城。于是我又对军事类的文化景观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他说的很对。因此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军事类定位为第八类文化景观。我觉得文化空间、文化景观对于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应该针对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生存等方面的考虑。
文化遗产的魅力为我们提供很多研究课题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这样的写作会一直延续下去吗？接下来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单霁翔：今年下半年即将在中国召开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这是继世界遗产大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两次国际会议后，三大国际组织最后一个组织在中国开的大会。这个大会比前两个大会要大，世界各国有3000多人参加，这无疑是全世界博物馆馆长、政府部门人士的盛会，也是我们向国际同行学习的好机会。我们要抓住这次国际博物馆领域精英到中国开会进行理论研讨的机会，促进中国博物馆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博物馆的书，书名没有想好，但内容已经想好了，包括两个主题。第一部分是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博物馆是文化的殿堂，并不应局限为城市形象的表现，要注重其实用性、藏品保管学术和对外展示研究。第二部分是受吴良镛先生启发，关于馆舍天地、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博物馆的概念在今天不是封闭的室内文化殿堂，更多地应该融入民众中去，融入社会中去。另外在免费开放博物馆的语境下，观众数量确实增加很多，结构也有所变化，比如年轻人、低收入阶层、外地人员明显增多。但是如何提供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能够使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馆感受到文化遗产和城市方面的魅力，启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些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课题。
另外，我还想写一本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点问题的综述。今天媒体特别关心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对一些事件进行大量的评论，比如梁思成故居问题，南京、天津历史街区保护问题。我会将一些争议性问题的双方面观点都列出来，谈一些我对这些事情的观点。
文化遗产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其中各种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应该不仅是总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还要具备前瞻性、开放性和动态性。有幸在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使我有了把自己的思考变为行动的机遇。我在《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书中提出了8个课题，文化遗产大国与遗产强国的关系、单体保护与整体保护的关系、政府保护与全民保护的关系、有效保护与积极保护的关系、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关系、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关系、文化定位与文化复兴的关系、经济时代与文化时代。这些，也是我在实践中一直去努力践行的。
朱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