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一直把“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写了一些文章;但由于缺乏资料，始终没有涉及毛子水先生，为此留下不小的遗憾。其实，在胡适的朋友中，毛子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是胡适的学生，并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一同创办了《新潮》杂志，成为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胡适在美国立下“遗嘱”，指定他与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为“遗嘱”执行人;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后，他又为胡适写了感人至深的墓志铭……
去年5月初，我与傅国涌、邵建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参加了“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里拜谒了胡适墓。胡适墓坐落在公园的小坡上，当我们进入公园，爬上山坡，来到胡适墓地的时候，首先看到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斜放在通往墓冢的石阶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子水所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默默地吟颂这篇碑文，不仅使我对胡适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认同，还为我解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要对胡适及其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胡适及其思想又会回归大陆，并受到大家的喜爱?
其实，在1962年胡适去世以后，毛子水还写过许多纪念文章，其中有一篇《胡适之先生给我们的遗产》也非常感人。前不久傅国涌到北京讲学，为我复印了一些毛子水的资料，其中就有这篇文章。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胡先生留给家族的遗产，前几天一家报纸有一个报告，说是美金一百三十五元一角。这不见得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据我所知道的而言，胡先生固然不是一个积钱以遗子孙的人，但亦不是一个不顾虑到身后家计的人。他生平正直、廉洁，明若丹青;所以这个遗产有多少，我们尽可不必讨论。
紧接着毛子水将笔锋一转，谈到胡适为我们留下的另一种遗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说:如果说富翁捐款办一所大学可以帮助许多贫困学生的话，那么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则可以惠及国家、民族和整个社会。具体说来，这种贡献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对国民教育大有好处，而且还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学道路。
第三，胡适介绍的实验主义教人要懂得怀疑，不要盲目迷信现成答案。
第四，胡适提倡的“社会不朽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责任。
第五，胡适提倡的理性，是指无论讨论或处理什么事情，都要依据事实或证据才能作决定。
第六，胡适崇尚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胡适崇尚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我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实行民主、拥护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既然胡适留下如此丰富的遗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继承并利用这笔遗产呢?这也是文章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毛先生认为，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是无价的，也是无形的，所以要继承并利用这样一笔遗产，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能够静下心来，仔仔细细地了解胡适，特别是要了解他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他举例说:比如胡适倡导民主和自由，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主和自由不但是政治的最高成就，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知识道德的最佳表现。所以，尽管民主和自由是胡适的最大理想，但如果一时不能实现，他也从来不灰心失望。“因为他知道凡是人世间好的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好的东西需要大家以不懈的努力去争取。当然，这种争取，只能依靠和平的、说服的方法，而决不能凭借各种各样的暴力。
写到这里，毛子水强调说:我希望不仅是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希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能够懂得这个意思。显而易见，毛子水强调的这个意思，也是胡适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