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学研究中发现东方
读书报:您从研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转向发现东方,您能否详细谈一下这个转向的契机?
王岳川: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研究西方的,后现代,认为我是转向,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有一个前提是,后现代是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我最早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带着一种为中华文化留出话语权力的目的。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论层面批评现代性的,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制度去谈西方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权力话语。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这就成为我转向东方研究的第一步,批评西方的思维论和价值论;第二步是政治论和地域论;第三步当然就是发现东方文化精神、东方艺术精神、东方文化身份等。
出版了《发现东方》后,我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叫《文化战略》。中国现在有经济战略,有军事、政治战略,但是没有文化战略。我认为文化战略非常重要,因为最终是文化定输赢。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大国,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我们必须正视这类说法,加强文化战略的建立。真正的学者不能做文化的奴婢,不能仰仗老外的鼻息,要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并“忧道不忧贫”。
读书报:您曾经提到过国学与西学的结合首先要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在您看来,如今国学和西学结合有哪些新的生长点?
王岳川:我从北大读研期间开始研究现象学,其后从现象学走向解释学。现象学强调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把那些虚假的历史信息、错误的惯性思维都排除开。解释学就是回到意义本身。我又从解释学进入解构主义,从解构主义进入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又进入后殖民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又进入东方学,我又提出“后东方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基本指的是中东、近东,中国所在的远东被边缘化了,所以我在西学方面走向了第三个阶段———发现东方,强调大国学、国际国学。我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五十以前西学的功课,向西方学习的阶段结束了,我将重新去发掘中国的问题。下一步我正在写四卷本的书:《中国哲思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现在已经完成了将近三本。我相信会有些新意,会阐释一些中西方很有意思的对话。
我通过西方解释框架来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中国文化形象长期以来被妖魔化:“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中国三和文明应该成为西方三争文明的重要补充和文化协调,在坚持“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和而不同”的文化战略中,东方文化精神中的东方思维多层与多元性———绿色和谐、辩证思维、综合模糊、差异和同思想,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无疑具有纠偏和启示之功能。当前西方文化的特征在于“三争文化”和“三片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群体之间的斗争,国际之间的战争,而“大片、薯片、芯片”则在世界广泛播撒,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和危机。人类面临着十字路口,茫然无措,因此讲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中国“三和文明”不应被边缘化。世界应学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的“三和文明”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为补充。
中国新世纪“守正创新”的大国文化不是扩张性文化,不是“中国威胁论”的冲突性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愚昧落后的衰败文化。中国文化是具有境界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之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文化学者应该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可持续地文化输出———中国应该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实现“精神现代化”,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与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
实践中国元素和现场的意义
读书报:您这次通过与美国大学师生的现场交流互动,直观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您如何评价这次交流的意义与反响?能否提供一些可供别的文化团体或者个人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