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学研究中发现东方
读书报:您从研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转向发现东方,您能否详细谈一下这个转向的契机?
王岳川: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研究西方的,后现代,认为我是转向,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有一个前提是,后现代是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我最早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带着一种为中华文化留出话语权力的目的。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论层面批评现代性的,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制度去谈西方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权力话语。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这就成为我转向东方研究的第一步,批评西方的思维论和价值论;第二步是政治论和地域论;第三步当然就是发现东方文化精神、东方艺术精神、东方文化身份等。
出版了《发现东方》后,我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叫《文化战略》。中国现在有经济战略,有军事、政治战略,但是没有文化战略。我认为文化战略非常重要,因为最终是文化定输赢。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大国,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我们必须正视这类说法,加强文化战略的建立。真正的学者不能做文化的奴婢,不能仰仗老外的鼻息,要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并“忧道不忧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