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的深入和文化热、出书热的兴起，新疆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研究也呈方兴未艾之势，其中以民族史学研究的卓然崛起格外引人注目。文学史、部落史、民俗学、文化史和各地、州、县（市）的民族文化著作迭出，异彩纷呈。这众多的成果中，在卫拉特文化研究和蒙古族历史研究领域颇有声誉的文化人敏·广布加甫的代表作《蒙古族源流研究》一书，历经作者十来年的艰辛垦拓，以其独特的姿态和厚重的内容最终与蒙古族学界和广大读者见面，并在学术界颇受关注和好评。
用蒙古文撰写的《蒙古族源流研究》共70万字，内容分43章、212节。第一章探讨了蒙古族的起源历史，即：蒙古族的族源、名称及其相关的史料；第二章至第三十一章着重探讨了蒙古民族的族源演变及与其关联的各王朝的兴衰等；第三十二章至第四十三章叙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马背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以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统一事业所作的贡献等。作者把视角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在撰写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时又将笔触到中华民族各成员远古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以及各部落之间的战乱、争夺和其各自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物等。这种修史的方法确有独到之处。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审察，建构探索一个民族源流的历史，都是对本民族历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层开拓。作为马背民族之一的蒙古民族记录自己历史的史书，除了《蒙古秘史》《黄金史》《十善福白史册》《蒙古源流》等几部著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书籍。但作者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没有局限于现成的历史书籍和已定型的研究成果，而是大胆进行探索，以新的视角审视已有的蒙古历史研究资料，运用汉文史学资料和国内外已发掘的历史文化资料，对蒙古民族族源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探讨，不仅认为史学界公认的匈奴、契丹与蒙古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且肯定炎帝、黄帝等部族和部落均与蒙古族有渊源关系，并且把蒙古族的形成时间，由史学界公认的公元七世纪往前推了数个世纪，视炎帝为蒙古民族的祖先。这可以说是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
其次，该书以鲜明的草原民族族源的探寻和自觉的当代意识的介入深化了蒙古历史研究。这是卫拉特人站在新疆版图上研究蒙古历史的佳作。在以往蒙古历史研究领域，称得上“权威”的一般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学者，而敏·广布加甫的出现，可以说扭转了这种局面。如果说，20世纪末期的蒙古历史研究带上“整理和挖掘草原民族文化印记”是深厚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恒定性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梳理”倾向的话，那么，跨入新世纪之后的蒙古历史研究就表现为对民族历史研究的自觉开拓和深层掘进，不仅出现了“深入卫拉特文化内部，对卫拉特文化乃至蒙古文化内在结构的深层思考”的文化人，也出现了敏·广布加甫等积极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哲人曾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人类继续发展与创新的灵感和源泉”，不能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将会阻碍当今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只有客观地认识历史、洞察历史的沧桑巨变，懂得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才能避开前人所经历的困苦和挫折，才能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担负起传承文明、光大文明的责任与使命。
尤为重要的是，该书打破历史学家以往坚持的平面的“依据蒙古文史资料——族名探究——考究历史信息”的传统叙史模式，以纵观和审视汉文史书、史料为突破口，尝试建构立体多维的历史框架，为蒙古族族源研究和史学工程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宏观上说，敏·广布加甫的蒙古史研究著作，始终有三个母题贯注其中，即：蒙古民族、中国大家庭、人类历史发展。作者的“三位一体”的思想，我们可以用三句互为因缘的话语概括：民族是历史的范畴、蒙古民族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走来、他是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在作者的思想意识中，蒙古民族是联接中国与世界的脐带，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乃至全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普及科学知识、传承人类精神文明是所有著书者的共同责任。该书的出版发行无疑是一件喜事，它必定为自治区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