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民俗学史》
民俗学史是民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人对民俗事象进行理论思考的历史。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异常丰富，这其中自然也有着丰饶的民俗文化资源。古代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民俗文化的思考，这种思考并没有离开具体的民俗事象，而是体现在对民俗事象的记述与评论中，这就需要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及古典功底的人去梳、清理，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正如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所说“这可是需要胆魄与精力，更需要有为民俗学献身精神”（《中国民俗学史.序》〕张紫晨教授在年逾花甲之际毅然投身于这一开拓性工作，浩瀚史籍的阅读与整理，耗费了他的巨大心血在近七十万字书稿结集的时候，张先生住进了医院，最终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民俗学祭坛。我在读张紫晨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史》时，不仅仅将其当作一般学术史来读，而是从中获取超出学术之外的精神滋养。当然这里我们只探讨本书的学术意义。
心理的具体在传统的民俗学中有两种主要的民俗观点，第一、地理民俗观。它以特定地域空间为单位，从地理条件、物产资源、谋生方式诸方面解释民俗的成因及特色。这种民俗观较为切近科学的实际。因为文化就是人们为了生存繁衍而主动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民俗文化正是原生的文化，它适应了人们生产、生活及心理的具体需要，因此地域色彩鲜明。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民俗地域性的特点，发表了不少精采之论。《中国民俗学史》的作者注意发掘古人的这种民俗观点，辑录了诸多民俗评论材料，如《礼记·王制篇》“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荀子的“入境，观其风俗”（《荀子·强国篇》）等。系统而全面的地理民俗观形成于汉代，汉代是中国本土文化确立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民俗学的奠基期，形成了系统的民俗观点，其中地理民俗观十分突出。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其特有的史家眼光从天文、地理、人事多角度综合分析了民俗的地域特点，他认为民俗的发生基于“州异国殊，情习不同”。因此战国时期的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楚越、宛陈等地各有自己的民俗特色本书对司马迁的民俗观作了积极而充分的评介，认为司马迁具有“史家论俗之眼光”。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进一步扩充了司马迁的民俗区划思想并作了理论升华。班固根据汉代“国土变改，人民迁徙”情况，将全国分为十二大民俗区域，对各地民俗、风习及其他人文现象均作了与其地理及历史相联系的分析，对地理风土十分重视，“《地理志》结合地理，载述民俗，所展现的风俗事项更为广阔”。班固总结各地民俗事象，提出“凡民涵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的风俗定义，认为风俗的产生受制于特定的 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从而基本把握了民俗形成的地域性与社会性特征。本书对班固这一理论贡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发，指出《地理志》中提出的民俗见解超约了过去礼俗的囿范，“构成我国地理民俗观的代表性言论”，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论述民俗的根据。作者认为后世的许多地方志、民俗志、风土记等大都是地理民俗观影响下的产物，“从此，中国传统民俗学朝着一个比较稳定的新轨道发展”（《中国民俗学史》第100－103页）。为了说明民俗学进展的轨迹，也为了展示中国民俗学史籍的丰富，本书不惜以数章的篇幅，引证、介绍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地理游记及岁时杂记等方面的民俗学著作，在显示作者不凡功力的同时，也为有志者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门径。
第二、 政教礼俗观。这是中国传统民俗学中又一重要观念。即从政治教化的角度理解把握民俗的文化特性，认为民俗具有规范社会的功能，“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李果序》）。自周秦开始，封建文人士夫大多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因此在他们记叙、尤其是评论民俗中贯穿着浓烈的政教意识。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政教礼俗观的兴起及发展演变的过程。《周礼》是民俗礼制化的最早范本，它以政教观念为中心将民俗提升为礼制的基础与具体表现，“造成了中国社会俗与礼，礼与俗的特殊关系”，这给中国民俗的发展以巨大影响，“由此，礼俗问题，便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大问题”。孔子是政教民俗观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主张民俗行为要遵循礼的准则，礼俗可以使上下、尊卑、亲疏秩序井然，从而达到治国化民的目标。孔子对礼俗的系统阐释，使政教民俗观获得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从而影响到整个封建时代。汉代是儒家伦理文化确立的时代，此后，一切以政教为转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及封建士大夫的自觉实践，从而使政教礼俗观成为古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民俗概念。直到明清地方志中仍然常有“在上为政教，在下为风俗”，“风俗以政教为转移”的解题之说。近代思想家贺麟亦称“风俗起源于少数领袖的人格，或是说一个地方或一个时代的风俗，就是那个地方或时代的领袖人物的人格所造成的”（《文化与人生》第234页）。这种思想与先秦以来政教礼俗观一脉相承，可见政教礼俗观影响的深远。
同时由于上层阶级从政教角度理解民俗、规范民俗，因此他们往往在记录中曲解民俗，使之“合理化”（如对神话传说的臆测）。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不论地方特性，简单地禁止、抑制某种民俗，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劣的影响。
自然，本书在叙述民俗学发展过程中，对政教礼俗观之外的其他民俗观也予以高度重视，并全力发掘其积极意义。如魏晋时期乐论的讨论，本书将阮籍与嵇康各自关于音乐与民俗关系的观点作了比较，认为嵇康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思考上，远较阮籍进步，充分肯定了嵇康“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劳者歌其事”的民俗观念，并给予了科学的评价，认为“这种对民俗的见解，也构成我国历史民俗观的一个重要侧面”。本书作者沿着这条思路，对明代中后期以杨慎、冯梦龙为代表的民俗学的思考与实践作了详尽的总结，从而加重了本书的学术份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因此与农业有关的岁时习俗及与商业关联的都市民俗均在中国民俗史上占有相当的比重，对岁时习俗与都市民俗的记录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内容。本书均列专章系统论述了这两大内容。对自《荆楚岁时记》所开创的岁时民俗记述传统作了长时段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帝都习俗记述的源流及宋元至明清都市民俗文献也作了仔细的观察，认为帝都习俗的记述为近代都市民俗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现代是中国民俗学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之下，中国民俗学已由传统步入现代，无论是学科意识、学术观念、记录方法，还是研究手段都突破了传统的藩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
本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现代民俗学史作了时段的区分，并重点抓住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三大学术团体的活动内容及特点，分析了他们各自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与学术局限，凸现了中国现代学人在建立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体系的思考。
本世纪前期的这种日趋成熟的民俗学思考（关于民俗学的概念、范围、方法、结构体系等），在抗战时期被迫中断，此后一直因种种历史的原因，延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民俗学研究才得以重现生机。近二十年来，在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的推动与组织之下，中国民俗学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时期，民俗文化学日渐成为世人瞩目的显学。对这一学术新阶段的总结无疑是极有意义的，本书作者也曾列出纲目，但终因身罹顽疾，未能成文，作者引以为憾，我们亦以本书未能完成当代部分为憾事。所幸王文宝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补写了这段学术历史，为学界增添了又一份贡献。
当然，由于中国民俗学史的悠久与中国民俗史籍的浩瀚，要真正全面的把握及深入的分析不是一件易事，况且是一人之力所以书中难免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相信，如果天假其年，作者一定会对某些问题讨论更深入，对本书的结构安排也会更精到。
总之，张紫晨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史》是一部超越前人的煌煌大著，是中国民俗学工作者的有用之书。
仅以此文，表达对张紫晨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纪念。
（《中国民俗学史》张紫晨著 678千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