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的研究在基本立场和具体方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大都和现代化、全球化有关。本文立足文化多元化原则，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全球、民众与精英等对立概念之间来展开我对节日研究的一些看法。
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生活方式以及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表达。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和特殊历史机遇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集团形成了适应不同环境的不同文化。所以，人类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们逐渐突破了本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开始追逐以先进国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从而实现了全球化，各民族固有文化逐步被妖魔化，所有民族的文化之间趋同现象越来越严重。那么，原本的多元的人类文化是否应该以现代化的名义归于一统？这是当前很大的一个问题。
根据文化多元化原则，全球化固然有促进各民族、各国家人民之间交流的作用，但是，它包含着文化不平等、妨害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因此，文化全球化危害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减少了人类未来文化发展可资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抹杀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减少了人类应对不同环境的可能性。依照这个原则来看我们的传统节日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对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反思
研究传统节日，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评价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在文化上就是西方文化和本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并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加以批判。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与发展，另外一种相反的思潮在学术界兴起，那就是站在传统立场批判以西化为主要诉求的现代化。二者虽然口号相反。但是，在对立传统与现代化方面，倒是一致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回顾历史是必要的。晚清以来，一直以中央之国自居的中国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发生全面危机。于是，晚清时代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所谓“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越来越激进，以至于要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全盘西化。态度激进的鲁迅主张“青年不要读任何中国古书”。连温和的胡适也是主张“全盘西化”。为什么这些人物在这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反对传统文化？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局面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落后、政治专制、个人缺乏自由，这些都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所有后进国家都必然面对的一个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并非中国知识分子“得天独厚”。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之初，都有过类似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活动。所以，新文化运动之初，人们反对传统文化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反思新文化运动不能全盘抹杀它的正面意义。
不过，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是不符合事实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完全对立，剔除了迷信、专制之后，传统文化可以和现代化相互协调。另外，传统文化作为丰富多彩的人类自由创造的文化模式之一，自有其独特价值。即使其中有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也不能全面否定。我们不能因为传统文化和西方模式不同而否定其价值。在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
随着以学习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的不断展开与深化，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完全西化的现代化是有局限性的。对物质世界的全面征服和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并没有给我们这些非西方文化的后进国家带来“现代化”所许诺的精神生活的独立与自由，而是相反：随着“西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逐步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独立，从服装到语言，越来越没有民族特色；人文学术研究，越来越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其实，严格说来连附庸也说不上，只是一个紧跟在西方学术之后的影子——没有自己的生命力，没有文化独立性，更没有文化自由。作为中国人的所有文化标志几乎都在衰亡之中。这是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带来的一大弊端。
目前，批评这种西化倾向的人很多。但是，我以为这些批评中存在一些误区。比较突出的错误是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来批判新文化运动，这跟林琴南当时反对白话文的立场性质相同。新文化运动固然有缺陷，极大伤害了中国文化。但是，这个牺牲也换来了世界观念，以及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比如个性独立、比如人的自由与平等。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就看不到世界其他文化的价值，还停留在“中央之国”的幻觉中，更谈不上对自己文化的改造与创新；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也无法认识到人的主体性，无法论证文化独立的价值。
今天的批判，不能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立场出发，而应该从中国文化作为全世界人类文化独特一员的立场出发，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价值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立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个公约就是基于文化多元化原理，目的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而不是完全退回到清末文化保守派的顽固立场，仅仅从保护传统立论来批判新文化运动。
二、对民间与精英关系的反思
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部，存在着两种文化传统。一个是精英知识分子代表并传承的大传统、一个是民众传承的小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各自适应着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不同生活方式。尽管，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个精致、高雅，一个粗犷、通俗。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两翼，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从文化多元化原则出发，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何者更为优越的问题。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以民众导师自居。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动辄以民众的教师爷自居，口口声声要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这是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的表现。民众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民间文化更多地采用口头语言来表达、靠言传身教来传承，而不是采用文字来表达和传承。这在掌握着文字表达的某些知识分子眼中，就成了落后的表现，是“没文化”。这是把文字当成了文化传承的唯一工具，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对民众进行启蒙，因为民众有自己的口头传承的文化——换成今天流行的词汇，就是“非物质文化”。这就和民众没有权利对精英文化进行指责一样。文革时期，政治家利用民众文化指责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同样是不对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两翼，各有各的意义。
具体到节日文化来看，每个民族的节日文化都有两个载体，一个是民众的节日生活，节日习俗；另一个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字记录。对于民俗学研究而言，我们面对的材料有两种，一个是田野材料，另一个是文献。可是，目前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都以古典文献为主要材料。这是一种偏差，是忽视民间文化的表现。习俗，特别是节日习俗，本来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对于节日习俗的研究应该以直接的生活实际为对象。古典文献中的节日材料虽然也是从民间调查来的，但是往往很不完整。由这些本身不完整的而且是第二手的材料来论证节日习俗是很冒险的事情。最好，还是到民间生活中去调查节日习俗比较可靠，也更加生动。
在近代知识分子忙于西化，或者忙于反对西化的同时，生活在乡野之中、远离文化中心的广大百姓在天威涉及不到的地方，完全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做着文化传承、文化创造的工作。在全盘西化观念、经济崩溃和政治干预的三重打击下，中国传统节日在过去100年严重衰落。
近年来，传统的乡村社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逐步恢复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生活，传统节日在农村比城市要活跃得多。这是值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直遭受激进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民众而不是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保护、传承了传统节日。难道，我们不应该转变过去的偏见，把主要研究努力放在民间节日习俗的调查和研究中吗？
一些论著在研究民间节日的时候，经常批评民间节日的某些内容落后、不科学、不符合历史事实、迷信等等。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民众充分享受自己的文化生活。
也许有人反对我的看法，根据是古典文献记录的传统习俗比较古老，价值高。这话的确有一些道理，因为既然研究的是传统，当然越古老越好。不过，判断传统习俗的价值不能单单依据时间的古老，还要看它的流传范围和流传时间。很多极其古老的习俗后来都失传了，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比如根据杨慎所说，宋代有基于女娲补天神话的天穿节。当代某些农村地区也有所谓“扫晴娘”的崇拜，可能是天穿节的遗存。但是，总体上这个节日早已经消亡，传统早已经中断，成了博物馆中的死文献。它已经不能继续作为当前中国节日习俗的一部分。所以，还是把当前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习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