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的严肃学术著作的印数会超过一百万册。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马万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在2007年第二版导言中说,该书自1995年初版以来的各种版本共销售了一百万册。这本书的主题是揭露美国至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谎言、错误和对历史真相的隐瞒,它激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反响本身就是对这本书的很好评论。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网站的评论说:“洛温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解释了历史神话是如何通过我们国家的历史教学被建构起来的”;《科克斯书评》则说:“掷地有声的控诉,雄辩的行动号角。”
我们的出版社或图书商大概很难想象,一本讨论社会的预谋才是罪魁祸首。或许我们都是受骗者,受着白人精英男性资本家的愚弄,他们编排历史的基调,使之成为他们永久维系自己的势力与特权、牺牲我们其他人的利益的工具。中学历史教科书正是如此,它们一看就知道全都出自同一个资产阶级执行委员会之手。在《1984》一书中,乔治·奥威尔鲜明地道出了是谁在决定这历史书的编写:‘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历史。’”(第335-336页)这种分析当然也会引起反感和批评,作者在第二版导言中说有读者认定该书深受左翼偏见之害,也有评论指责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嬉皮士、社会主义者、反美分子、反基督教分子”(第3页)。上面这一段分析充满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恐怕更会招致某些人的批评。但是,实际上洛温并没有如此简单地下结论。他继续考察了教育学的“批判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揭示统治阶级如何隐瞒历史真相、使人民陷于麻木和愚昧,批判教育体制总是为维持现状服务。然而,他提出的疑问是:既然这样,统治阶级为什么会允许这些揭发和批判他们的“批判理论”的存在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压制那些揭露历史真相的研究著作呢?还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压制他们的社会中的精英学校的颠覆性历史教学呢?由此他想到,不能把问题和责任都往权力精英、统治者身上推,因为这样将会使普通人变得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从出版商到家长,署名在封面上的历史学家到真正的教科书写手,从教科书采用委员会、评估委员会到疲惫的教师,没有什么人是无辜的受害者,也没有什么人应该承担所有的罪责。洛温称之为“一幅自上而下的谎言产业链的图景”,并质问说:“如果有足够多的教师抱怨美国历史教科书,难道出版商不会改变它们吗?”(第356页)同样的质问可以针对各种人群:究竟谁应该对关于历史的谎言负责?最后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对自己说着关于自己过去的谎言。质疑这些谎言似乎是在反对美国。教科书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谎言才写进它们。”(第360页)更加重要的是关于对学生影响的分析,他认为那种不要在教科书中揭示真相是为了保护学生的理想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对学生隐瞒真相是为了使他们不会成为理想主义者——认真想一想吧,这不正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教育在其内心最害怕的事情吗?“向学生说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路”,洛温这么说。
关于书中所谈的具体内容没有必要复述,最重要的是应该思考洛温对于为什么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这些谎言与错误的分析。第十二章的题目是“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教?”,作者考察了与教科书相关的各种团体、对象,认为“或许上层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作为同样是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同样是在历史学领域中担任教职的教师,对此我更充满期待。十几年前我曾在报上撰文,题目就是《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问题》,然而这项工作并没有进行下去。洛温这本书的中译本出来后,有书商马上把它与国内的历史类畅销书作配对,其实它们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共同之处。
只要谈到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与错误,几乎没有人能够假装不知道我们教科书也有这样的问题。译者在“译后记”中说,中文读者会惊异于“美国竟也会如此”,继而难免“对号入座”;他的看法是,问题人人都会有,“所不同的,一是程度的轻重,二是问题能不能被提出、被批评、被改进”。我认为这是诚实的态度,这两个问题的确应该得到思考和回答。他还说,洛温表示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广东顺德龙山乡人)作《独漉诗笺》(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据陈荆鸿手书原稿影印出版,2009年5月),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诗作笺,以考其交游、案其履迹、品其心志。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晚号独漉子,顺德龙山乡人)与梁佩兰、屈大均同为清初岭南三大家。其父陈邦彦起兵抗清,事败被害;元孝痛遭国亡家破之厄,遂奔走南北呼号雪耻复仇。新朝定鼎之后,元孝隐居不仕,每于登临酬唱间慷慨悲歌。生前自编有《独漉堂稿》刊行,殁后其子编有《独漉堂集》合诗文十五卷,为清廷所禁至乾隆年间。其后,《独漉堂集》有多种刻本行世,民国年间同里族人陈荆鸿集其诗并作笺释,前后十九年始毕其功。在岭南三大家中,陈恭尹的诗正气激昂,苍凉超迈,如洪亮吉言:“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今不逊江南。”今人新会罗韬为广东人民版《独漉诗笺》作跋,谓康乾之时王士祯、黄培芳、翁方纲等论元孝,仅以清雅境界而赏,然对其《王将军挽歌》诸篇漠然无睹,“盖承平日久,难会颠厄之心;是以羡其叶而忘其根,美其句而忽其襟。几如放翁诗之见赏香菱,此不虞之誉,转不若求全之毁。呜呼!南海衣冠之气,岭表雄直之心,犹有待乎非常之时欤!”斯言极是。其实,所论何止是审美境界的取舍,关键在于畏谈思想、回避政治,又岂独古人而然哉!
岭南陈荆鸿(1903-1993,号蕴庐,文化知识书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凡十种,曰:《岭南名人谭丛》、《岭南名人遗迹》、《岭南谪宦寓贤》、《岭南诗坛逸事》、《岭南艺林散叶》、《岭南书画名家》、《岭南名胜记略》、《岭南名刹祠宇》、《岭南风物与风俗传说》、《海桑随笔》。篇中所叙无论人、事、诗文、风土等等,莫不征引有绪、析论恰允。如《陈恭尹诗与其身世的考证》,先考其南北往来仆仆于途的种种因由、经过,在其诸多避忌的诗文字里行间探迹发微,使诗史心路相证。更可致意者,如对元孝晚年与两广总督吴兴祚等贵要虚与周旋的苦衷之理解与同情,均可见知人论世之怀。
陈荆鸿是岭南著名学者和报人,先后居广州、香港,深研明清至民国间岭南文史,名重一时,遗文集有《艺文丛稿》、《海桑忆语》等。今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选辑而编为《蕴庐文萃》(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