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编者花的功夫不可谓少，但留下了这么些缺憾，
让读者在使用时提心吊胆，尤其是大量人名的误植，
好似处处有陷阱。作为一部工具书，只能说是不合格的。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
丁守和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6月第一版 998页，168.00元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丁守和先生继《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之后，领导的课题组前后耗费近十年，动员众多人手，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昆明、重庆等各大图书馆所藏资料为主编撰的大型资料集。该书编撰人员对全国各地收藏的抗战时期重要期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收集整理出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尽力去弄清每种期刊创刊的经过、旨趣、主要内容、总体思想倾向等，最大限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线索，成为近代史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成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之一，全书近千页，总计580万字（纸质刊印85万字，电子光盘581万字），包括《抗战时期期刊索引总目》、《抗战重要期刊内容提要》和《抗战重要期刊篇目索引》三部分。
我在使用该书的过称中发现有不少错漏之处，有些错误还相当严重。因此，我把这些错漏缺失记录整理出来，以供该书编撰者和读者参考。
论述错误或不完善，需要更正或补充之处
1.“中学生”条（第133页）。该条所列刊物出版时间为“（1930.1-1937.6；1939.5-1945.12）”，“后又改名《进步青年》”。这些说法不正确。《中学生》在战后一直出版，一直到1949年5月才在北平更名为《进步青年》。
另，同页“《中学生——战时月刊》（193？-1944）”应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9.5-1941.8）”。该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第47、48期合刊后暂停一个多月，至1941年10月5日出版第49期时改为月刊，不再称“战时半月刊”只称《中学生》月刊。
2.“说文月刊”条（第583页）。“卫聚贤先生以私人名义在上海出版并主编”的说法有误。《说文月刊》是“说文月刊社出版”，封面印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证C字三九八号”字样。说明该刊虽然是由卫聚贤主编并自费出版，但是以“说文月刊社”的名义，且有正式刊物登记证。该刊创办时间为1939年1月，而非1939年2月。
3.“哲学评论”条（第596页）。出版时间“（1927.4-1946.12）”和“北平尚志学会编”的说法都不准确。该刊1947年6月11日出版的第十卷第五期上印出了刊物此前的编辑情况：第一至六卷由北平尚志学会编辑。从1936年第七卷起，由中国哲学会编辑。
4.“逸经”条（第661页）。“上海人间书屋出版”说法不确。《逸经》为逸经社出版，社长、发行人简又文，社址及总经售处为人间书屋。
5.“雅言”条（第678页）。“《雅言：集汉张迁碑》”，误。“集汉张迁碑”五字是解释刊名“雅言”二字书法的，与刊名无关。
6.“敦粼”条（第684页）。《敦粼》书名和“北平华北善粼会”均误。“敦粼”、“善粼”应为“敦邻”、“善邻”，这是“敦睦友邦邻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意。
7.“台湾青年”条（第861页）。该条信息不完备。编者不知道《台湾青年》原为旬刊，1943年1月创刊，出版一年后改为周刊。本条仅仅论述了改为周刊后的情况，因此“该刊创刊号的序号为第37号”的说法令读者一头雾水。
8.“再生”条（第867页）。该条信息也不完备。《再生》杂志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此条却完全没有提及。而只是说“张君劢几乎在每一期上都有文章”、“是张君劢政治主张的基本园地”。
9.“西风精华”条（第869页）。该条中关于“《全国抗战等七大杂志联合特刊》”的一长段文字，与“《西风精华》”毫无关系，应该全部删去或另列一条。
10.“自由东方”条（第880页）。该条所称“（《自由东方》）1944年停刊。后曾更名为《自由导报》继续出版”的说法值得商榷。当年参与创办《自由导报》的当事人之一张林冬近年撰写了数篇回忆文章，表明《自由导报》是1945年在中共南方局王若飞的指示下，创办的一家从工商界角度谈民主的刊物。因为向国民党内政部申请刊物登记证非常困难，所以购买了《自由东方》的登记证。当年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将《自由导报》与《自由东方》区隔清楚。《自由导报》于1945年11月17日首次出版，并于1946年2月成为民建机关报。《自由导报》与《自由东方》是两份完全不同的刊物，应予区分。
11.“齐鲁大学校刊”条（第883页）。“1945年6月30日出至第45期停刊”的说法错误。该刊一直出至1949年2月28日才停刊，共出72期。
12.“戏剧月报”条（第888页）。“该刊先后刊登的剧本创作主要有夏衍的《水乡吟》、《天地黄》”说法错误。遍查夏衍一生的作品，都没有《天地黄》这部剧作。
13.“抗战半月刊”条（第904页）。“该刊共3期，其中第1、2期为合刊”的说法错误。该刊第一卷就出版了6期，其中第1、2期和第4、5期分别为合刊。另，本条中“郭沫若《如何保持抗战的胜利》等文”有误，该文的作者是郑振铎。
14.“诗创作”条（第940页）。“李大钊写的代创刊词《诗底时代》”说法错误。李大钊早在1927年就牺牲了，怎么可能为1941年创刊的杂志写“代创刊词”？检索本书光盘所附目录，“代创刊词”的作者是“李文钊”。
15.“战国策”条（第954页）。“将当时国内政治社会情况视为战国时期，故以此命名”的说法错误。“战国策派”诸人的意见是将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视为战国时代，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而不是针对“国内政治社会情况”而言。
本书失收的一些期刊
抗战时期的杂志浩如烟海，要做到完全收集齐备的确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随手翻检了一下，发现本书《抗战期刊索引总目》部分失收了一些重要且并非罕见的刊物。试列举数例如下。
1.失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7页）。该刊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创立，傅斯年主编，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至今已出版八十本两百余期。抗战期间该刊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北平到南京到四川李庄，1937年出版第七本第三分，1939年刊出第八本第四分后暂停出版。直至1947年才出版第九本。按照本书体例和时间断限，本书及所附光盘应补入该刊第七本第三分至第八本第四分的条目及篇目。
2.失收《天下》英文月刊（第84页）。《天下》英文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5年8月创刊于上海，1941年9月停刊。该刊由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赞助出版,主要编辑先后有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全增嘏、姚克等。
3.失收《太行诗歌》（第97页）。该刊1941年7月7日创刊，“晋冀鲁豫边区太行诗歌社”主办，高鲁、叶枫、刘大明等编辑。共出版2期。
4.失收《光》月刊（第276页）。该刊1945年1月创刊于上海，1947年6月出版至第23期停刊。共出23期。
5.失收《汗血周刊》（第314页）。本页收录有《汗血月刊》，却失收《汗血周刊》，令我不解。《汗血月刊》和《汗血周刊》均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喉舌。1933年7月10日《汗血周刊》创刊。1934年1月1日《汗血周刊》出版“文化剿匪专号”攻击左翼文化，提出“文化剿匪”口号。1937年10月停刊。
6.失收《明明》（第448页）。该刊1937年3月由古丁、小松等人在长春成立文学社团明明社时创办，1937年11月曾刊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特辑。1938年3月停刊。
7.失收《的了》月刊（第469页）。该刊1943年创刊于南京，的了出版社编辑、出版，出至第2期停刊。1944年3月15日出版革新号第1期。
8.失收《朝华》旬刊（第675页）。该刊1945年3月15日创刊于成都，成都“朝华旬刊社”编辑、出版，1945年3月31日出版第2期后未见续刊。
9.第750页以后，“索引总目”十五画以上部分，失收《覆瓿》，文学月刊，北京汇文中学1939年10月创办，高庆赐主编。刊有许多北京文坛知名人士如周作人、郭绍虞、毕树棠等的作品，是当时北京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10.失收《篱树》，诗文半月刊，是燕京大学1939年创办的刊载学生作品的刊物，吴兴华主编。
文字失校之处
本书的错字、漏字、重复等失校之处极多，严重影响书籍质量，给读者使用带来极大不便。这些错误中，有的很明显，但还有些误植却不易看出，可能会误导读者。我曾把全书第二部分即《抗战重要期刊内容提要》（第767至989页）的失校之处列成多达九十六条的《勘误表》。此处限于篇幅，仅举数例。
1.大量人名错误。第775页2行、10行、第834页10行，三处“陶亢德”均误为“陶元德”。第796页倒数3行，“瞿兑之”误为“瞿对之”。 第810页4行，“张仲实”误为“张仲突”。 第847页2行、第860页11行，两处“王任叔”均误为“王叔任”。 第860页倒数3行，“孙冶方”误为“孙治方”。 第885页9行，“许寿裳”误为“许寿棠”。 第885页9行，“徐訏”误为“徐玗”；第915页9行，“徐訏”误为“徐圩”。另外，还有 “丰子恺”误为“丰了恺”（827页16行）、“严学 ”误为“严学窘”（835页13行）、“骆宾基”误为“洛宾基”（881页14行）、“阳翰笙”误为“阳翰筌”（908页10行）、“唐弢”误为“唐韬”（924页8行、978页倒数7行）、“蒋中正”误为“蒋中政”（939页5行）、“嵇文甫”误为“稽文甫”（944页3行）、“何其芳”误为“何期芳”（948页倒数3行）、“李劼人”误为“李劫人”（965页4、15行）、“秦似”误为“秦拟”（973页11行）、“林淡秋”误为“林淡淡”（983页14行），等等。
2.第796页倒数9行，讲到周作人曾使用“东部生”笔名。此为误植。周作人一生仅使用过“东郭生”笔名，而非“东部生”。
3.第860页1、2行，“《中日战争与国家责任问题》”误为“《终日战争与国家责任问题》”；第933页11行，“周恩来的《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误为“周恩来的《终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
4.第897页3行，“《清代学风之摭谈》”误为“《清代学风之遮谈》”。
5.第974页倒数9行，“申诉四万万同胞”误为“申诉四万同胞”。 另外，该书第一部分《抗战期刊索引总目》和所附光盘包含的第三部分《抗战重要期刊篇目索引》，即未印出的近四百种期刊的详细篇目中，也有不少失校之处。
本书出现了如此多的错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总序》中所言“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差距甚大。编者花的功夫不可谓少，但留下了这么些缺憾，让读者在使用时提心吊胆，尤其是大量人名的误植，好似处处有陷阱。作为一部工具书，只能说是不合格的。
从客观原因来讲，抗战时期的刊物数量稀少，多保存于各大图书馆中，编写人员不易见到原刊，从而影响编撰质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主观方面分析，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值得反思。第一，缺乏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了解。多年以来有关近代期刊的出版物中有很多可供借鉴的材料，但编撰者对之不熟悉，没有参考已有的学术成果。第二，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缺乏责任心，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通读过本书文字。两处“终日战争”和“蒋中政”之类的低级错误确实令人难堪。有许多失校之处，有关人员稍微再认真负责一点是绝不会出现的。
希望本书编校人员能认真听取和收集各方意见，在再版时改正错误。与读者一道，像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拾遗补缺，添砖加瓦”，努力实现共造全本善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