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下潮流来说，孔子的一生除了那吉光片羽的“子见南子”外，
肯定没有什么艳丽的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一部几乎没有女人的戏，能拍吗？
出典
子见南子的故事，第一来源是《论语》的《雍也》篇：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第二来源是《史记》的《孔子世家》，称孔子到卫国：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南子是宋人，早年就跟宋公子朝有染，嫁到卫国后仍与之私通，秽名远播。据《左传》记载，定公十四年卫灵公为南子召见宋朝，正逢太子蒯聩去齐国，途经宋国郊野，宋人冲他唱到：“已经满足了你们那发情的母猪，为什么不归还我们风流的公猪？”（用李梦生先生译文）。蒯聩大为羞愤，找人谋刺南子，事为南子所察，蒯聩逃往宋国。
而南子召见孔子在鲁定公十五年——距这桩事变还不到一年。
怀疑
南子名声不佳，圣人往见已经不惬人意，复对弟子赌咒发誓，语无伦次，难免启人疑窦。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就说：
《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类乎儿女之诅咒者？
这种怀疑古人一直都有，今人也有同感。如著《论语今注今译》的毛子水教授就说：“孔子因要行治道而见南子，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子路虽野，孔子亦可晓以做人的大道理，似不必对世俗鄙陋的意见而发誓。《论语》这章所论，疑出于附会的传说。”又如英译《论语》的刘殿爵教授在《〈论语〉中所见的孔门弟子》中说，子路“常常因一些他觉得是错误的行为而批评孔子”，因此包括子见南子的“这些传说可能是不足凭信的，它们记录的是一般人对于子路的想法”。但“一般人对于子路的想法”怎么会被《论语》载录并为司马迁采信，毛刘二氏并不可能加以证明，所以他们的说法只能算是对这一事件的一个“想法”而已——毛称“似”“疑”，刘称“可能”，都表明了这一点。
怀疑论者中最石破天惊的，是侦得这里的南子根本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宋人孙奕的《履斋示儿编》称南子乃是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占据费邑以叛季氏的南蒯，孔子去见他就像去见另一位叛臣公山弗扰一样——那也是引起了“子路不说”而明确表示了非议的。但王应麟（字伯厚）在《困学纪闻》中驳斥说：“以《传》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其说凿而不通矣。”（奇怪的是著《论语读训》的程石泉教授居然在书中称王应麟与孙奕一样“以此章所指南子乃鲁之南子，南蒯也”。大概他读刘宝楠《论语正义》，只看到刘氏在引孙说后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陈自明说同”，却未看见或未看懂刘氏在驳议后有“宜为伯厚所斥矣”之语。鲁莽灭裂，一至于此！）
思路相近、结论不同的还有现代史家黎东方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关于子见南子之一段故实》，试图让我们相信南子是卫灵公之弟公子郢，“谦位让国，不忘蒯聩”，孔子再次赴卫，可能是找他谈迎聩正名之事，他别号子南，被误为南子了。文史相较，黎氏恐怕更长于文，这也是他的“细说”中国历史系列能如此风行的原因。至于他的文章，把标题中俨然若史家言的“故实”改成较类小说家言的“故事”，或许更加名副其实。
诠释
诠释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子见南子是不是合礼。
何晏的《集解》根据汉孔安国等的说法，称孔子所以见南子，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而朱熹《集注》说：“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清代专好与朱子作对的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揭露：“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朱语用“盖”，本即表示推测。王闿运则在《论语训》中进一步想象：“《聘礼》兄弟之国则聘使问。夫人南子宋宗女，与孔氏同姓，或有婚姻。”其他学者要给孔子的行为一个正当理由，有的另为其构造“合礼”的依据；有的就索性去掉“盖”字，径称这是古礼了。
二是子路为什么不悦。
朱熹说子路是“以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清人有不同的说法。往小里说，是子路怕老师被人轻蔑，如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说：“盖当时之见南子者，皆徇灵公之私”，而忧孔子往见，亦有求媚之嫌，“君子必将异焉”。往大里说，是子路怕老师同流合污，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认为“南子虽淫乱，而有知人之明，故于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请见孔子，非无欲用孔子之意”，而子路不欲老师屈身行道，为其所用，“非因南子淫乱而有此疑也”。
三是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大多数的注者都认为“矢”就是发誓的誓。但前人也有以老师冲弟子发誓为可怪者，遂别解“矢”为陈，也就是改发誓为陈述了，陈述的内容则每每增字解经，各逞己意。而对否字、厌字也都歧解纷出。钱穆《论语新解》总结说：
否字各解亦不同。一曰：否谓不合于礼，由于道也。孔子对子路誓曰：我若有不合礼，不由道者，天将厌弃我。一曰：否，乃否泰否塞之否。孔子对子路曰：我之所以否塞而道不行者，乃天命厌弃我。盖子路之不悦，非不悦孔子之见南子，乃不悦于孔子之道不行。至于不得已而作此委曲迁就也。故孔子告之云云，谓汝不须不悦也。一曰：否，不也。孔子指天而告子路，曰：我若固执不见，天将厌弃我。细会文理：仍以第一说为是。
即使承认这是誓词，注家也往往不肯说这是孔子情急之下的口不择言，而是设计出多种子路一时不能领会、只能让他慢慢体悟的理由，说者煞有介事，其实也多等于“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崔述语）的猜谜游戏。
评说
根据诠释的不同，古今人对子见南子作了不同评说。有的维护孔子，在近代说得绝对而有趣的可推康有为。在《论语注》中他称孔子“以人权多有自主，大同固可相见”；而子路则“习闻小康之制，以为男女不当见，尤疾淫乱之人，固疑怪孔子，盖笃守小康者，见大同之举动无不怪也”，一言以蔽之，师徒根本不属一个档次。而“旧注以为疑，亦泥于小康之道，故不能明。盖圣人踪迹兼于三世，故上下无常非为邪，进退无恒非离群，故曰圣而不可测之谓神。子路、朱子皆未之测，何况余子”——言下能与孔圣人孔子惺惺相惜的，唯有他康圣人康子了。有的支持子路，在现代说得绝对而不那么有趣的可推赵纪彬。在他眼里，子见南子章“所说则绝对不属于‘男女之别’，而应是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所论“亦不是孔丘与子路的情感冲突，而是政治路线方面的一次理论之争”。陈义之高非一般人能解会。赵著在“文革”中修订后风行一时，不过上述认识，是作者在“评法批儒”运动前就有的，“文革”版的唯一改动是把“孔子”改成了“孔丘”。
评说较多关注的另一点，是子见南子的不得已。裴骃《史记集解》引栾肇说：“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羑里也。”朱熹说：“今人入仕，遇恶人，亦须投剌谒之，但不可有冀望于彼之心耳。”古人不免拘滞，今人于此则有更振聋发聩的发挥。前些年出版的《发现论语》，指控南子“是一个虚荣、愚蠢、淫乱而又自以为是、以致狂妄地插手政治、玩弄阴谋、攫取权力、把持朝政的人。她的虚荣、她的愚蠢、她的淫乱、她的狂妄、她的野心乃致她在插手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使得整个世界都为有她这么一个人而感到耻辱”。尽管如此，子路对老师拜见南子的愤怒依然不脱“在自己所学习所信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与实际的政治之间不能作出某种必要的区分”的“政治上的幼稚性”，因为：
如果我们把孔子接受卫国有权势的南子的邀请而去拜见南子与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当时沙俄女皇的邀请而去拜见女皇比较一下，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对于一个深刻、伟大而又成熟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来说，只要那些正在掌握权力的有权势的人们能够给予他哪怕仅仅是表面上或礼貌上的尊重并为他提供与之打交道的机会，那么无论这些有权势的人们的名声怎么坏，无论他们的所作所为怎样恶劣，他都将乐意把那些有权势的人看作是一个好人，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朋友和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并彬彬有礼地去与之打交道，对他倾吐心声，把他变成自己政治见解、政治思想与政治抱负的一个听众，仿佛自己对于他的极坏的名声与恶劣的行为一无所知……因此对于一个坚信自己的政治信念与政治理想是正确的和正义的人来说，与有权有势者的任何交流和对话都将会被视为对他的政治事业是有益和必要的。
王蒙先生为该书作序，表彰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对《论语》“作出新的发挥和论述，给人以别开生面和焕然一新之感”，并教导我们：“做学问应该是做活的学问、与时俱进的学问。前人的经典虽然已经定型，却仍然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广大空间，就看我辈怎么学习，怎么领会，怎么思考了。”
但有了这样与时俱进的高才卓识，再来解说古典，实在不免屈才，不如直接写本《我的人生哲学》。
创作
子见南子给解说“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广大空间”，对于文艺创作空间更大，自然不在话下。
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林语堂那出引发了轩然大波的“独幕悲喜剧”。剧中孔子、子路一并拜见南子。南子风情万种，辩才无碍，谈古论今之外，还提议要男女同学，创办一个“六艺研究社”，由孔子演讲三代的诗书礼乐，由她来躬亲照料“茶点一切”。她更开导孔子：“饮食男女，就是人生的真义，就是生命之河的活源。得着这河源滚滚不绝的灌溉，然后人生能畅茂向荣。”语惊四座之后，南子又率歌伎抚琴歌诗，“解衣起舞”，使孔子与子路俱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孔子感慨“行年五十六，到今日才明白艺术与认识人生”。南子约了孔子改日兜风，但孔子已意识到难以抗拒的灭顶危险：“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要相信南子的。”于是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逃生决定：“离开卫，非离开不可。”子路留恋不舍：
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子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作者就这样把孔子拉下了神坛。而当其时，正是鲁迅所说的“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的“倒退的时代”。次年该剧在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演，曲阜孔氏族人向教育部及“蒋主席”状告校长，孔祥熙一再要求严办，鲁迅将有关材料汇录为《关于〈子见南子〉》，成为现代文化史上轰动一时的重要事件。
稍后的三十年代，上海出版有丁寅生的章回体《孔子演义》，第五十五回写到南子正在寂寞，听说圣人在卫，以为“面貌必然姣好似宋朝”，一见之下，却是“面色苍黑，颏下三绺长须和鬓发都白得和银丝相似”的一个老头，不免“大失所望，退入后宫”。情节俗套，语言乏味。作者显然跟后来以孔子为素材来写小说的众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一样，大抵是不配写小说而偏要写小说者流，附此聊备一格。
八十年代，大陆与台湾相继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孔子》与《孔子的故事》。台湾专门聘请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先秦史专家杜正胜为总策划。杜氏深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时下潮流来说，孔子的一生除了那吉光片羽的‘子见南子’外，肯定没有什么艳丽的女人、缠绵悱恻的故事，一部几乎没有女人的戏，能拍吗”？结果不仅拍了，杜氏还针对“时下潮流”明确回应：“孔子见南子的内幕，近现代人用自己的好恶标准和时代眼光，喜欢添加粉红色的幻想。我们这部历史剧既不愿哗众取宠，也不想‘卫道’，我们宁愿如实分析当时的情况，探索孔子行止的分寸，对宫闱秘闻不做太多无根的想象。”在剧中隔着一层纱，只让孔子与南子相互行礼，没让他们说一句话，而且剧中规定画面只留给了南子一抹在纱屏后的“看不清楚的浅浅的笑”，看来是当真不拿收视率当回事的。大陆版则有正面表现：南子见了孔子，意欲图谋不轨，孔子守身如玉，自然刀枪不入，于是南子悻悻然下了逐客令。孔子出得宫门，仰天长叹：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句因政治不正确而招人疑甚而惹人怒的名言，总算在这里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