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胡适的两部“断尾”史
胡适一生著述极多。诗歌、散文、史述、时政言论等等，总量大到令人咂舌。但几部极重要、应当系统叙述的著作，他却只成功半部，下半部就此永久搁置。由此引起人们的很多议论、猜测，这似乎值得一谈。
半部“哲学史”
1919年2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出版成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时，胡适不过二十七八岁，却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鼓吹白话文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挟此气势，他又抛出这部观念、写法与先前整个社会研究背景全然迥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引起震动自然顺理成章。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应邀为此书作序。序文对这部本校教授的著作大加赞誉。序中认为该书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序言还指出：“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便不能知道他所用辨正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对于此书撇开当时无人不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蔡元培说作者“有截断众流的手段”。认为此书讲时代，辨真伪，考方法的研究，足以“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
这部今天看来并不多么深入完备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反响，这里不妨略举几例。胡适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后来回忆起当他们在课堂上听到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的震动情形：“这一段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著名学者冯友兰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他已升入三年级，但胡适在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反应，也回荡到了他们教室。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引领一代风潮的梁启超，在读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后，专门在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他讲演时选了《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个题目，连讲两天，最终成为一长篇论文。演讲内容主要是批评胡适的观点和考证史实之不足。演讲到第二天时，胡适被同事张竞生教授拉去，他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在日记里发牢骚，认为梁启超赶上门批评，“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胡适自己后来曾总结此书有两条贡献：一是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这两条，对于当时思想研究界，有极大的震撼作用。用一位学者的话：“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都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哲学是时代的思想精华，哲学史则重在反映民族的灵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从内容及深广度上早为超越，但是，它当时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固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数十年后，哲学史家任继愈也对此书的功绩，做了充分的综括：“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读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见《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
不用再多征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已经可以看得清楚。可惜了，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仅出版上卷，成了思想史上一大憾事。以致1962年胡适逝世，有人在挽联中，还提及于此：
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
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士有隆评。
中途而止的“文学史”
有此半部，也许不足道，1928年6月，胡适又以《白话文学史》名，出了半部著作。这半部书的出版，也有很长一段历史。1921年时，教育部举办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大约与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
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1922年，胡适到南开大学讲这门课，该讲义印成油印本。1927年，北京一家文化学社，将这本讲义以油印本为底本，印成一本《国语文学史》。印本虽然是胡适朋友钱玄同的题签，又有黎锦熙的长序，可作者胡适却不知情。后来才知道是黎锦熙学生打了个名义，印了一千本。是为同学作查考用的，不牟利。这样一来，胡适连稿酬也没有得到。
当时，梁实秋、徐志摩等一干胡适的朋友，办起了“新月书店”。胡适入了一百元，也成了股东。见到有人翻印胡适著作，同仁们不满意了，便大力催促，让胡适将著作修改出来，交他们出版。甚至早早就在报刊上，打出广告：
“国语文学史胡适著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
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了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这广告中说到钱玄同，其实并无其事。钱玄同不过为其题签而已。看来经商都有点借大名唬人的意思。此时恰好胡适也在上海，便托跟前的朋友借书，又据自己游历巴黎、伦敦时搜集的资料，更借重各界近几年研究的成果，包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胡适在该书自序中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来对这部旧讲义进行大规模修订。
这次修订，原稿几乎全推翻了。原讲义十五讲，除第一第二两讲稍有删改，三、四讲得以留一部分外，后面几讲，完全重写。当时从汉代初期到唐代白居易，只不过写了两万五千字，新改定本达到二十一万五千字，增加九倍还多。胡适本打算将书写到唐末五代，作为上卷，不料愈写愈长，收不了尾，只得在白居易处打住。这么一来，连唐代也被扯成两段。胡适后来说：“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何时完工，自然难料。
这部后来以《白话文学史》为名的著作，也就这样以上册面貌问世。之所以称“白话”，胡适说了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对于这部书，胡适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认为：“这部书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又如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李、杜的优劣论，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
从阅读角度考虑，胡适在这本文学史中，选录了大量作家作品原文，“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这一点，胡适是基于普通读者手头案上，不会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来考虑。从读者阅读方便着想，这是胡适许多著作成功的一个妙诀。
《白话文学史》，是1928年6月19日出版的。之所以有这么具体的日子，见于胡适给妻子的当日信件：“《白话文学史》今日出版，可以卖点钱。”
该书出版后的影响，有梁实秋一节回忆可证：“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是新月书店的第一本书，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这除去胡适的名声，书的内容，裁断的眼光，在当时，也帮助了它的畅销才是。
价值独具的两个“半部史”
不过，这部《白话文学史》上册遭到了与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同样的命运——没有写出下册，永远以半部面目示人。这实在是一桩今天说来有趣的事。胡适的名气太大，所以他的两本半部著述就更加显得触目——为什么是半部，为何总是半部？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或宏观，或具体，分析原因；或说好说歹，衷心惋惜或恶语调侃，不一而足。略加征引，或许可以对领会此种“胡适现象”有所助益。
其实，就在当时，胡适就知道外界对此的一些议论。当年3月29日，他在给钱玄同请求题签的短函里，有这样的话：“我的《白话文学史》上册快要出版了，上册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此时距《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已近十年，所以胡适自嘲地解说：“‘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钱玄同知道胡适的毛病，应该也听到人们议论，便在回信中对此“严重抗议”。另外还有些什么话，胡适自言“不好意思引在这里……”但他在《白话文学史》的前言，却言之凿凿地做了声明：“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但事实是，他食言了。对此，林语堂曾以他特有的语言，幽了胡适一默：胡适先生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他还分析了其中原因：“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是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客商、强盗乞丐，都得进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猖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如此，他遂善做上卷书。”在林语堂看来，胡适是因为他太多应酬，“遂善做上卷书”的。
胡适的挚友，著名学者陈衡哲女士，也借过林语堂的话，为胡适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很早为胡适作传的胡不归则认为，胡适之所以仅完成上卷：“第一，他的兴趣太广了。哲学的问题没有做完，历史考证的兴趣又引起他了。文学的作品才写得一半，政治的理论又发生了。这样，所以使他不能专心。第二，他对于著作是极其慎重的，不肯轻易发表……”
朋友当然是鉴谅，只以其忙来帮他遮掩。不满意胡适者，说话就不会这么客气。有旧学问也有怪脾气的教授黄侃，常常在各种场合挖苦白话文，同时调侃胡适。对胡适著作的“半部”现象，黄侃一次在中央大学讲课时，故意引经据典地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其意，追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颇阴损地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下部”，在此当然是两层含义。此虽可见黄侃之怪异，但胡适著述仅“半部”的事实，也太容易被人当箭垛了。
除去友朋及对手，也有学者对胡适的“半部”现象发表看法。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到此问题：“他(胡适)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言，梁漱溟的话，不知是否击中了胡适的软肋？从后来情形看，胡适在研究的基础上，专门为影响很大，成一代宗师祖，却不识字的慧能的弟子，作了一部《神会和尚传》；晚年，又花很多时间去考证《虚云和尚年谱》。按梁实秋的说法：“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看来，胡适后来确实对佛学，尤其禅宗，用过很多功夫去研读。是否确如梁漱溟点出问题那样，自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足，才下力气去认真补课，就不得而知了。
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则从世界观、方法论角度，对胡适的“半部”现象做了推断。李泽厚认为：“胡适自己以及所谓‘胡适派’的许多人的工作都多半表现为一些细微末节的考证、翻案、辨伪等等……但就总体来说，胡适以及‘胡适派’的学者们对中国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哲学史，都少有具有概括规律意义的宏观论点，论证或论著。”因此：“他(胡适)之所以永远不能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花几十年去搞《水经注》的小考证，都反映了、代表了、呈现了他的这种方法论，而且这不止是方法论，同时是他的世界观和个性特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从一定范围和角度去考虑，胡适的确遵从了其导师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诲，他那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可以为证。可要将此说成胡适永远不能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述的根本原因，却似乎过于笼统。因胡适明白已有半部书在那里立着。这书中除去考证，肯定有宏观见解，别样裁断吧。从《白话文学史》的情形看去，倘胡适排除干扰，再有个一年、两年，完成它当无问题。胡适虽然不善大(宏观)，但并非不能大。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撇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起笔从老子、孔子写起，就很能表现他大的眼光和敢下论断的精神。这甚至是他当初“暴”得大名的缘由，是其最为人称颂的地方。
今天，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胡适的“半部”著述了。即使谈起，也只是略觉有趣罢了。可虽仅仅半部，胡适却自有功绩在。从研究思想史，文学史看去，这两个半部，仍是绕不过去的著作。翻检当年书刊，这两部史述掀动的波澜，仍可观可感，甚至可以搅动今天人的心扉，这似乎还很难有哪个人，哪部著述企及。胡适当年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虽然我们这里谈的，只不过两个“半部”而已。
-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