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关部门获悉：截至去年6月，我国已建成农家书屋9.2万家，中央财政也在2009年给农家书屋加拨13.954亿元。但是，这13亿人民币具体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则仍然有些杯水车薪。尽管经济快速发展了30年，但农村人均藏书量仍显匮乏，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不高，除去学生课本不计，农民人均一年只有0.1册书，也就是说10个人一年才有一本书。在西部一些农村，还有10年没有买过一本书的家庭。
有关部门划拨巨额资金用于农村读书工程，体现了国家意志，是一种国家关怀。作为国家意志，是希望通过乡村读书活动，使乡村提高文化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能量；作为国家关怀，是动用国力与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图书与知识，使社会基层感受到人文关怀，它的现实与长远意义，不言而喻。但这项文化富民工程仍需继续提升它的效能。
通过网络，我们似乎无法检索农村书屋的书目，也无法看到有关荐书专家委员会的组成。我们已有自上而下的配给，却似乎还缺少自下而上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只看到上级有关部门单向的关怀，而没有看到农民对图书对知识真正有哪些需要。如果忽略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大量的图书下乡可能就会变为一个数字，开始有农民因好奇而光顾，慢慢地因为没有新书或相当多的书与自己兴趣、需要无关，而渐渐不去借阅。农村书屋的持续发展，因此倍加引人关注。
现在，一些对农村有针对性的图书正在编辑出版之中，但面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活形态的广大农村，我们还需要下放图书选择权，一方面可以让各地统计农民需要的图书书目，由有关方面组织统一配送，直达农村书屋；另一方面，可向农民发放购书券，让农民自己购书。
与缺少图书相比，乡村更缺读书辅导员。乡村的智力资源逐渐被城市吸收，甚至人力资源也更多地服务于城市建设，乡村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反哺，更需要智力上的回馈。假期返乡的大学生研究生、当地教师、待业的年轻人，都可以成为读书辅导员或志愿服务者，利用空闲时间给农民讲解知识，或为农民开列相关书目——一些农民并不知道与自己生产生活相关的书籍如何获得，以及如何阅读。这项工作就不是简单的送书下乡可以做到，而需要社会力量予以配合协力。
现在手机已相当普及，网络也开始进入乡村学校与家庭，如果各地手机短信中每天向当地农民普及一条科普知识，日积月累也相当可观，而网络检索，则可以向农民提供无限量的知识资源，让各地干部与党团员身先士卒，每年有一定时间到乡村普及文化与科技知识，既是一次对乡村文化的体验与调研，也是提升乡村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关怀乡村文化发展是系统工程，自上而下的投入与关注很必要，而自下而上的诉求，按照文化教育规律与有效方式来实施，则是成败的关键。
吴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