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机整合是地球上人类幸福存在的根基。如今现代人类的科学(快速向大自然进军和索取)与商业霸权结盟已经摧残了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看到的是全球性的植物种群减少、重要作物和食品(如水果、蔬菜等)向有限的少数品种集中。例如，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走如同美国超级市场的垄断性的品种减少/集中的过程，生物-食品品种多样性的商业限制已经在中国的超级市场里呈现。
在人类受益又受害于化肥和农药的同时，人类工程大面积触动地球表面，例如水泥沟渠的普及摧毁了古老田埂栖息的无数动植物和昆虫，由此消失了人类自身生活陶冶的天然对象，以及同时消失了无数传说、崇拜(如水神崇拜)和诗歌;在农作品种减少和产量受益的同时，也无形中铲除了许多节气和民俗节日。但科学和人文、文化之需求实际上是难以互为替代的。所以今日中国民间信仰和神明“复兴”则是在提醒区域文化存在的文化整体性意义，因为现代物质社会的功利需求不是唯一的，而心理与精神需求将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经过整合而重新显现。
中国城市被动性搬迁和楼群人际的疏离感加剧动摇了家族伦理与道德传统，农村家族制度和村落之间的关系因所有制长期变动不已，以及市场经济快速冲击，而尚未找到良好的协调运作机制。
现在西化的物质、精神文化在中国的进程从二十世纪初的浮在表层，到今日西化经济、市场、城市诸系统普遍搬用至深层，从而引发的两种文化的激烈角力之时，尚未看到本国良好调动自身文化精粹的深思熟虑的设计与规划。这种文化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众所栖息的传统生态系统被外力打乱，本土文化退缩而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文化适应尚未呈现，中国城乡社会文化的整合的确任重而道远。
更为严重的是，上述生态系统失调地区的问题还包括文化生存的问题，这是说，那些植被破坏、动物种群减少等情形，总是和那里人民的生计重组、心理病症，文化认同迷失，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相伴随。所谓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是地球上一个族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其生计与文化前程受到损害，故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其文化传统的权益。经常的情况是，一个文化在外部环境的干预下，人们起来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认同，从而保持作为一个文化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文化保护”(Cultural Preservation)更为积极，是一个文化挽回生计与社会颓势的自救行动，其本质就是文化的主体性的保持和发展。
因此，以人类学的观察，可以说，只有在原有的地方文化根基上的发展才是良性的、适应性的。显然，保护地方人民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文化的主体性，就是保护中国丰富文化的主体性。
人类经验的前车之鉴是，文化替代和文化适应的前程并存，因此，那些冠以“发展”的举动将导致他文化的替代，抑或地方文化基础上的适应性发展，均取决于是否保持了文化的主体性，故须三思而后行。
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由若干牵涉性因素，即全球化/美国化、科学主义、政治化和商业化、教育制度的后遗症与个人选择等构成。
1，全球化/美国化。完全不用绕弯子，所谓今日世界的全球化基本上就是美国化的意思。这一强势中心以其杰出的科学(包括军事科学)、经济和文化成果前所未有地逸出和输出状态，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然而，越战和伊拉克现状都证明军事打击的有限性，因为它不能征服文化与族性(显然美国的人类学家也不会同意族群意志是可以压服的)。正因为如此，一个显赫的科学、经济与文化的国度，不一定能享有世界公认的文明地位。牛津大学后殖民理论专家Robert Young说：“让我们看看美国文化是否能像柏拉图那像经得住检验吧，四千年后自会见分晓。”表现了一种拭目以待的深刻的怀疑态度。
在这一背景下，来自世界强势中心美国的学术同样深入地影响了中国，其中携带着一个难以挥去的重要指标，即美国中心观，或美国中心取向，尽管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早就批评这一点。
2，科学主义。仍然是自然科学的认知系统以其历史惯性获得的优势地位，至今压抑和排斥了伦理、宗教、文学、艺术和不同思维系统的知识。如人文社会学科的论文写作要求基本上来自科学论文的思维与框架。今日科学理性主义对人文社会诸学科的强有力的影响，实证主义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你看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总是在定量和定性之间摇摆不定，正是导源于科学对人性与文化理解的单一尺度所致，人文社会诸学科的主体性在展示形态上就受到了压挤。
因此，人文社会学科对科学理性原则普遍性的怀疑是多方面的。如许多人至今把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或者以前者批判后者。但是，科学涉及的是经验的因果关系问题，而宗教涉及的是意义问题。显然，自然科学范式的优越性及其对人文社会研究的适宜性在许多方面遭受动摇。我们在未来看到的将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单一的科学标准将被更为多样性的标准所取代，而取代的意义就在于更好地保持文化的主体性。
3，政治化和商业化。中国的学术和政治紧密相关，常年的社会政治变故导致学人撰写中呈现某种约束性，即以政治意识形态掌控学术和撰述。同样，中国的学术现在也更多地显现受商业制约的现象。如是，文人写作遇到知识生产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出版利益、研究经费和撰写系统等多方面。在国家和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政治权威使知识审查合法化，包括行政控制。例如建立录用人员的社会歧视条件，学术评估附加政治标准，以及把学术研究项目做为先在决策的注脚等。与知识生成和政治权力相关的还有现代知识制造的商业化过程。众所周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经常是不可分割的。例如，某些对不适宜开设旅游点的违心的学术论证，表现了御用文人在地方政治与商业利益面前失却主体性的猥琐样态。
文人的学术生涯受到国际霸权、族群中心主义、科学标准、政治与行政压抑，以及自身世界观与知识结构诸因素的影响，在其著述过程丢掉和削弱了文化的主体性。他们在选择论据和因素分析时，或搬用，以搬用为荣，或因科学认知的职业性套用，或因学术圈环境与人际依附关系，或因人性之怯懦与偏激等，经常表现为主动或被动删除一些撰述根据和扭曲知识的生产过程。显然，这已经和保持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相去甚远。由此，我们反省：人们是在制造不完全的知识吗?伟勒指出，一些“知识分子期望得到比他们已经得到的更多的尊重和名望，但他们求助于现存权势对他们的评价却导致了对其保守价值的承认，”(Agassi，1993)就是学术不能独立的明显的事例。
4，教育体制的后遗症显现。以人类学的分析，从中国小学开始的应考“战车”教育体制，其本质是肯定重复性的和仿效性的教育实践，然而这都是不能增加新质的教育实践;而唯一可以产出新质的教育实践是创造性的教育实践。由于在应考战车上没有时间脱离教育部钦定的考试框架，于是教师和学生的任何创造性的改革构想都难以在课堂内外实现。由于长此以往持续了数十年的(几代人)的应考制度和死板教学状态，其教育体制弊病的后遗症已经显现。
例如，中国学术界作品中利用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的时间差，不注出处地编译，挪用外国重要学术评论人的总结，使人难以分清精辟结论的作者是谁;对国外和国内的重要学术理论的套用成风，反映在研究生和学者的论文中。这就是中国中学以前教育弊病-重复性和仿效性-在大学和毕业之后的具体反映。对权威人物(不只是学术人物，还有权力人物)话语的征引不是出于必要的行文考量，而是出于学界的趋炎附势表现，这从一些文科论文篇后的征引书目之侧重与频率的恰当性分析即可得出结论。显然，上述举要是远离学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极端例子。
如果就人文社会学科的一般学术研究风气而言，照搬和套用西洋理论的做法常常忽视区域社会文化特点。一些充满学究气的论题如是，连那些需要价值介入的论题也分不清为何者之中心取向。然而，我们在对比印度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状况就发现，印度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社会科学所要建立的社会反思模式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外来学术。而且，印度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西方的问题对他们的学术努力甚至他们的争论的控制和影响。
教育人类学的另一个著名理论是“学校复制社会”，是说学校教育和社会风气不会割裂开来，如社会上的形式主义和官本位同样出自学校“隐蔽的课程”中，学校正是引导学生在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后的适应性。看一看中国的知识文人，他们通常本应是社会文化进程的积极主张者和批评家，而上述学校教育的约束性导致一些人唯唯诺诺、八面玲珑、环顾左右而言他，而且他们在既得利益和理想之间总是倾向于前者。学校终于复制和造就了挪用学术和遵命学术的保守梯队，学术研究的文化依附性就是这样呈现的，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压抑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育体制的后遗症维护了保守价值，减少了学术设问、质疑、主张、批判和创新的机会，减少了国际“中心”和“边缘”的反思意识，也减少了国内社会实践的应用意识，这就是中国学术文化自主性缺失的主要表现。
为了应对上述诸种牵涉性的力量影响，中国文人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常常思前想后，写在他们的文章里，白纸黑字而永存。事实上，由文人作品显示的自主性或身不由主，均来自世界的与区域的、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的制约、全球化/美国化的制约，科学主义的制约，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制约，教育体制的制约，以及最终由一个文化中的个人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中国学术实现文化自主性的艰难条件，然而不是没有逾越的可能。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