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以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史为反思对象,
再现了其中最惨烈而悲壮的场景,凸现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
严锋
社会,包括我个人一直很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机。您这部作品为这个敏感题材提供了一种非常感性而又个人化的角度。
刚看完《蛙》,非常震撼,作为您长期的老粉丝,在此首先向您致敬。您的这部新作,是近来文坛少有的对现实的一种尖锐的关注,而且这个时机恰好也在整个莫言:我还是希望读者首先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读它吧。因为这部小说最早也是从人物生成的。人物经历了这些事件,所以小说也自然涉及了这个敏感题材。
请问《蛙》最初的创作念头是和您姑姑有关吗?
记忆有关系。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从一个真实人物渐渐地发展过来的。姑姑呢也是这样,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多人找到她,让她帮忙,她就悄悄地帮助。有的人家第一胎就生了个女孩,还想生第二胎,那么就撒谎说这个婴儿生出来就夭折了。这个当时很严格,你光说是夭折不行啊,第一要有接生医生和护士的证明,第二还必须有实物来证明,必须拿出死婴给他们看。那我姑姑当时就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莫言:对,是和童年时期农村的很多
在小说中姑姑给人有那种“天使与魔鬼”的感觉,这是文学上的加工,超越了个人的情感?
莫言:这是文学上的加工。现实中的姑姑可能哪里都有,但小说中姑姑这样的人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里才可以产生。这跟整个的社会背景,我们五十年来的社会政治生活都有关系。为什么从五十年代初期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天真的少女,慢慢发展成那么一个带着三分匪气的、粗野的、霸道的人物,因为她本身的生活遭受了巨大的挫折。那个飞行员,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也是她唯一的恋爱对象,叛逃到台湾,给她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这个是真的事情?
莫言:这个是假的。这都是我虚构的。当然这飞行员不是个坏人。这个飞行员在临走的时候,尽管他不爱她,还是给她留下了一条生路,故意扔下一本日记,然后在日记里骂她,帮她洗清了,否则她就说不清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挫折让姑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从党的极其信任的宠儿突然变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因此她到重新获得了信任之后,她会用一种“愚忠”的方式,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定和革命,而且带着一种强迫的病态的疯狂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时代对人的巨大的扭曲。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她退休之后,当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本身在社会上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混乱的局面之后,她在忏悔,反思自己做过的事,反思社会的变化。她可能因为许多东西想不明白,陷入到巨大的困惑和痛苦当中去。最后我想她也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做得对还是不对。最终到话剧的部分我认为她还是一种悔罪的心理,她认为自己做错了,或者说起码不应该这样做。尤其那三个死在她手术台上的女性,每人临终的时候留下一句话,我想是促使她产生了这种灵魂震颤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这是您这部小说直指人心的地方,同时这也对您自己,包括对我们现在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关于赎罪的主题。在我们中国文学当中,忏悔、赎罪,向来稀缺。
莫言:我想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忏悔”,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最后要滥到泛滥成灾的那么一个词儿。每个人都在要求别人忏悔,甚至逼着别人忏悔,很少人要对自我进行忏悔。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逼着别人忏悔的时期,到了应该往里看,进行自我忏悔的时期。我这本书给台湾版写了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人有罪,我也有罪”。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就会对别人宽容。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个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