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粗略地说了几本书的展转流离始末。它们去得容易，回来却烦难，而且出于意外，也就是说，并非是我所真正期望的。关于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个重大的研究课题，绝非只有浅薄涉猎经验者所敢问津。
一九四七年顷，马夷初（叙伦）丈曾手书楹帖见赠，其辞曰，
明镫九叠翻宫本
石室三年读秘书
马老是杭州人，故乡名迹有水乐、烟霞诸洞，故常以“石屋”题所著书，如《石屋余渖》等是。这里的“秘书”，大抵是指奇秘的藏书，不过我想它还应另有意义，而多半是“政治性”的。如清代的“禁书”、民国时代的马克思著作、“文革”中一网被打尽的“封资修”。不过时代转变得也快，正所谓三十年河东河西，从雪夜闭门而读异化而为流行读物、从来不及禁毁而成为珍贵册籍；从放在“四书朱注”下面偷偷地读变为半公开的读物。这后一种说的是猥亵读物和画本。看来似乎与政治无关；但事关“世道人心”，统治者也不能放过,如清代大员丁日昌奏请禁毁的书目，就俨然与禁书书目公开发布,区别只在一在文苑庙堂、一在更广阔的民间大众中而已。
说来也颇有意思，最早我是从周作人的书里知道霭理士的名字的，又被他说得那样好，就想找一部来看看。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六大册，本来在英国也是禁书，后来解禁了，在美国作为医学学生读本印行，以示限制，我买得原书两大册，一本大字典放在一旁，读了起来，可是随时碰到性心理学的奇怪而长的名词术语，不胜其烦，只得中止了。直至一九八七年潘光旦译注的霭氏大书的简本出，才得以一读，数十年的时光却已匆匆过去了。
在这中间，曾接触到许多有关的性学书，见识了许多研究家对此类读物的不同态度，十分有趣。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金瓶梅》列为“明之人情小说”；小说史家孙子书（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两种，仍师鲁迅分类方法，而别立“烟粉”一类，所著尤详。一九三六年良友公司出版的阿英著《小说闲谈》出，所收更富，多简单介绍书中情节，兼记出处。其“小说零话”中就直称为“淫书”，并记南北藏书家之多藏此类书者。盖藏书家不论大小，所藏多少有些此类著作。所著私人藏者有马隅卿、周越然、刘大杰、郑振铎、洪深、阚铎等。阿英说，“大概淫书之藏，在每个藏书家，总多少会有一些，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事实正是如此，阿英所著录之书，有许多就是借自郑西谛。近读“郑振铎日记”记买书事甚详，其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记云，
“但无意中却得到某人托售的《弁而钗》一部，此‘不登大雅’之物也。却索价绝为昂贵，余以久未收，目前仅有半部，故仍收之。”
可见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谛收书之兴仍豪。其藏书中此类书必不止一二。而《西谛书目》中却绝无著录，可见编目者心目中有一“禁区”在。最近《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出版，中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虽疑颇有漏略，总算已突破此一禁区，是值得高兴的事。
《弁而钗》明末刻本，附有不算最好的版画插图，曾经见过一部残本。笔墨不算最恶俗，其重要价值是仅见的最早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早于《品花宝鉴》者几二百年。霭氏书中有专章讨论，称之为“性的逆转”，潘氏译注中可惜没有说及此书。
阿英还说，“刘大杰先生亦有孤本一种，书名《双峰记》。双峰者，两乳峰也。书盖以女性乳峰为中心，艺术地描写性心理，与一般淫秽之作不同。书亦明刊，图数十幅。”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在作协开会，遇见刘大杰，曾问起此书，大杰笑而不答。看来书当仍在，但几十年历经风雨，今天就不敢说了。
得到阿英的指点，建国之初到北京，自然就想开开眼界。在宴席上得与向觉明（达）相识，抽空就去拜访。当时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一个早晨到了北大，只见他一个人在似乎门房的一间屋子里枯坐，穿着大衣，没有火，索索地在那里坐着。顺利地得到允许，就忙不迭地登楼观书，那是一条长长的大统间，书架骈列，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是黄（丕烈）跋的元刊许丁卯集（黄氏误说是宋本），这是李木斋木犀轩的藏书，是北大藏书的重点，不过不是我想看的重点，再走下去，才是“不登大雅之堂”文库，就一册册地翻看。这中间还发生了一场惊险插曲，一队由老师带领的女学生来参观了，没有办法，只好权作书库管理员粗暴地出来挡驾。这样，翻看了一两个小时，书兴越来越少，终于发现这是一大堆珍贵的垃圾。那特点像是有一种现成的套子，千篇一律。只将不同姓名的男女脚色套上去就是。人物的特点也是雷同的，都是人间罕见的“英雄”人物，具有特异的性功能。终于掩卷而退了。我想二十年后风卷文苑的“三突出理论”就是它衍化的后身，要写人间没有的、不平凡的人物，没有些许缺点的主要英雄人物。要找范本么？这里有的是。从此买书时，每遇此类书总是望望然去之。我的藏书经过多少次抄检直至全部掠去，由“专家”细细审定，发现的也只有三五种，真是想附于藏书家的骥尾也还是不够格。
我不认识周越然。虽有几本言言斋的旧藏书，也都是展转得之书肆，没有登门饱览的机缘。至于阿英不曾说及的另一重要藏家，傅惜华，那是另一次晋京才得窥见他的秘藏的。惜华好客，预先将此类藏书陈列于长案之上，数量之多，殊不下于马隅卿。但我有了参观平妖堂的经验，对大同小异的书本兴趣不大。只记得惜华得意的收藏、明刻插图残本《素娥篇》，人物长身玉立，雕手也平常，绝对赶不上虬村诸黄，此书本是言言斋旧藏，后归惜华，只以罕传见珍而已。倒是几种明刻大方册春宫图刻绘俱精，叹为绝作。可惜没有留意是否留有刻工姓名。记得有一幅描写渔家夫妇的家庭生活，月明如水，一叶扁舟，泊于苇丛。图绘之精、刀法之妙、意境之高，与那些俗滥短书相比，真有如天上人间。近来谈论春宫图册者渐多，荷兰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译出来了，其所据以论述者也多为明刊春册，而底本多出于日本。此外，惜华还出明刊套色刊本《风流绝畅图》的彩色照相本相示，孤本仅存，亦在日本。在京所见的“秘书”，大致如此。
以下少记所得所谓“秘本”者五事。
第一种是抄本《痴婆子传》。开国那年在北平琉璃厂书铺买得。巾箱手抄本，封面别题书名《痴语》，题“芙蓉主人辑、情痴子批校”。这是书铺学徒就旧本影抄的。笔墨稚弱，然颇有古趣。价甚廉。这是一本大大有名的书，孙子书疑为明人所撰，因康熙刻《在园杂志》卷二曾引及此书。笔墨简净，尚无后出诸种蹈空之病，可见始作俑者尚存老实态度，后辈继起，遂更为放肆，不知所止矣。“文革”初起，单位造反派来抄家，当时还美其名曰“保密检查”，将旧日记数十册掠去，顺便还将新文学初版本及线装小册一起搜去。重点所在是日记，由小头目二人每册细细阅过，遇有“反动”词句必加红勒帛，及批语夹签，指令汇总重抄，成“起居注”一大摞，新时期最早退还，《痴婆子传》则幸而未加翻阅，否则必成重点，有不可想象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后，被剥夺了写作、发表权，日久无聊，觉得光阴空过之可惜，遂发愿写一部历史长篇，以晚明人物陈子龙、吴梅村、柳如是、卞玉京等为主要人物，拟名《鸳湖记》。并不打算发表，聊以遣日而已。曾搜集历史素材成两厚册，大体线索初定，而苦于细节缺少描写依据，忽然想起有一部书大可参考，即《金瓶梅词话》是。这部大书可以说是记录晚明历史面貌的“百科全书”，举凡人物衣冠、居家琐碎、市井风习、园林景色，无不涉及。虽然西门大官人是个流氓暴发户，其生活层次，与理想中的小说人物高下悬殊，多有扞格，但仍不失为最佳参考资料，因托友人买得新刊影印本，细心阅读，分类摘取素材，集成一册。“文革”中单位造反小将，知我有此书，一日光临，指名而索，随手扯去书柜封条，取书而去，于侪辈中传观。新时期成一大案，遍索始得于秘室，遂即发还，这是“秘书”之二。
一九七三年春，一次彻底的抄家，全部藏书，捆载俱去，除了没有字迹的素纸，片甲无存。先是陈列于单位一间长条统间内，呼“版本专家”顾廷龙来鉴定分类，由几位并非版本家编成草目一厚册，漏略实多。由顾君签收后扫数运往上海图书馆，后又由顾君手写“二类书目”一册，新时期来由市文清组见示，嘱我写成副本自存。诸书由图书馆胡乱遍加钤记，因按当时“政策”，这些书已是被没收的了。谁也想不到接着尚有拨乱反正、发还原主的国家新政。
发还是由“文清组”办理的，每次得到通知，就去领回一批，既无详目单据，也无签收手续，拉回便是，简便得很。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通知，领回一批，数量多少不等。偶然发现有漏未发还的，就直接写信给“上图”，因为书在馆中，“文清组”只是发还经手者，难见原书无从复检。去信上图，请求的复检，效果很好，没有几天就由馆方检出退还了。如乙酉刊本萧云从《离骚图》、雍正刊《蓑笠轩仅存稿》等俱是。
又过了许久，闲时偶翻那本抄家书目底册，有些大部书如道光刊王希廉评《红楼梦》百二十回本、一大堆珂■版书法、画册等（据友人见告，“文革”中上海写作组的办公处就有许多我家的画册，不知如何取得，何所用之，可能只是好玩而已），实在已无收回兴趣。只是一二有趣的小种零册，不无恋惜。就想依旧例写信给“上图”，请求可能时给予复查机会。这次很快收到公文式的复信，要点是该馆例不接受处理外来函件，同时指示此类事项应向某某机关申诉，过程怎样、手续如何，详细得很，有如威虎山的联络图，不禁哑然。
写到这里，随手翻阅手边报刊，见有有关“轮胎特保案”的新闻和时事漫画，画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起劲地安放“贸易保护主义”城堡最后一块巨型条砖，口里喊着“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口号，不禁微笑。这两桩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竟自无端引起了奇异的联想。总觉得两者同是企图筑起新的“长城”，形式各异，用意微同。一家国家图书馆，立意挡住普通读者的交流愿望，视为无端干扰，千方百计想把矛盾引向别处。从此高处不胜寒的琼楼玉宇在啰嗦惹厌的普通读者面前关上了。
没有法子，只好按照“联络图”进行艰苦的努力。一两年中好像走进无穷尽的奇怪阵图之中，漠视、推托、延宕、敷衍，种种祖传“不作为”策略，领略殆尽，最后是一件料想不到的有力批示发生了峰回路转的作用。一天，有关各方，市里、单位、图书馆都有人员出场光临，还带来了鲜花，在欢快、祥和的气氛中，取出一包旧书，当面交割，签收如仪。其郑重、端肃，与过去发还的胡乱、草率，真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了。书凡三种，六册，用牛皮纸包封，各有经手人签署，可见典藏的慎重。
以下少少叙录“秘书”三种。
《叙情案》一卷，影明刻本。前有序，署“风魔解元吴趋唐寅”。次图版并赞二十五幅，版心下记叶数。前图后赞，皆作圆形。第二十一幅图中有“冲寰写”三字题署。赞者二十三人。其第一、二幅写隋炀、武曌故事。后赞小字楷书“讨隋炀氏檄”及“讨武曌檄”，两檄骈体新撰，不用旧文。以下诸赞俱署名，写用行楷，皆端丽。作者为谢天香、郝美、朱景耀蕊玉甫、雅素美人、郝文珠、李素芳、郑如英、文英、陈琼芳、爱奴、杨舜华、岳无文、林云、苗飞玉、董贞贞、文丽容、赵燕如、张无双双行氏、宋小燕、尚紫兰、齐锦云。（其第七幅佚去后赞半叶。）卷尾有我朱笔跋三行，
“此万历刊叙情案，刻（绘）者蔡冲寰，题句者秦淮名妓为多。复有图胡人秘戏一叶，皆可为时代之证。刊极工致，孤本也。假之思潜主人，以明时旧楮影得一册，书成因记。木雁斋。”
此明刻白棉纸初印春图一册，未之前见，诧为秘册，在许家见之。当时郑西谛正以宋本《楚辞》交刘哲民在沪以珂■版影印，有此机缘，就向思潜假得，请哲民以明纸复印。原书不知谁藏。思潜与张葱玉、谭敬等收藏家相熟，时以所得传观欣赏，此书终不知为谁家物。影印既成，原书即还去。记得当时印了五六本，分赠上海、北京友人各一册，都是相熟而喜藏“秘书”者。自存者不只此一册也。哲民自己加印了几册不详，揣想西谛必得见之。“文革”过去，我曾向上海那位朋友打听此书的下落，回答是“文革”初起就烧掉了。
关于此书刊刻时代，可断为万历。书中留下了“冲寰写”三字题款，而《集雅斋画谱》绘图者正是蔡元勋，字汝佐号冲寰。而附精图的曲本《丹桂记》上的附图亦有“冲寰笔”题署，两书都是万历中刻。万历三十五年刊成的黄应宠刊、蔡冲寰画的《图绘宗彝》，更可为《叙情案》刊刻时代作证。以上资料原始出处俱见一九六二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郭味蕖编著的《中国版画史略》。
此书图版刻绘俱精，但绝非新安诸黄风调，婉丽纤柔，亦尚未达明代晚期版画成就的高度。看来是刊于金陵苏州一带的制作，看它借用唐寅名撰序，对题作者俱出一时名妓，风格雅近文林阁、世德堂插图本的风度，是受到新安派的冲击，力图摆脱富春堂诸曲插绘的粗率闽刻余韵，趋向工致的努力痕迹。当时新安刻手，在雕刻墨模之余，远出金陵、吴下、杭州诸雕板中心，他们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寄居南京的徽人环翠堂汪氏所刻诸种，如巨制《人镜阳秋》，即全出新安黄应组之手，却一概被称之为“金陵派”，是名不符实的。勉强分派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事可说。圆形插图，习惯称为“月光版”，是明末盛极一时的样式。人或以为它的创始、流行即在晚明，此书的出现，说明万历中就为出版家使用了。其普遍流行则在数十年后，而正是版画艺术获得飞速发展提高的黄金时段。此类春画，在当时是公开发售的，如高罗佩见于日本的诸种，但其供应对象，却有“雅”“俗”之分。就取材、配赞、刻工……而言，此册也属于较高层次，读者对象也自然较高。其借用唐寅名号作序，则是他已公认为“风流魁首”的缘故。
《杏花天》四卷十四回，署“古棠天放道人编次，曲水白云山人批评”。清刻本。十行、二十五字。白口单边。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之旧刊写刻本同。前有扉叶，题“天放道人编次 本衙藏版”。次目录。收藏有“程氏守中所得善本”白文方印。我有两跋，
“今日饭后，于袁西江许得此本。前于北京马氏不登大雅之堂文库及傅氏碧蕖馆各见一本，他未见也。又见有明刊《海陵佚史》二卷，佳绝。题”无遮道人编次，醉憨居士批评“，写刻殊精，惜已为他人所得矣。袁估又告有明刻《五色石》一书，或可归余。聊记之于此。癸巳（一九五三）七月十二日，小雁。”
“癸巳腊八后一日重装四册讫。”
“余向不收此种书。此本忆友人之多藏秘书见告者，以为罕传，而抒写较佳，遂买之归。草草阅过，其实亦复俗套可厌，别无新意也。马隅卿所藏此等书共两架，余曾尽一日力视之，皆此类也。得此一书，以概其余，存其一格可耳。癸巳腊尾漫书。”（朱笔在卷尾）
此三跋所记《海陵佚史》，孙楷第小说目录未著录，《五色石》则有之，云“八卷，原刊有图本”。又原藏者程守中，亦当年访书旧侣，常在肆中遇见，但未通姓氏。所藏颇有佳本，然随收随散，住家近复兴公园，徐积余遗书余烬最初见于肆中，精本多为所收。后闻郑西谛南来，以积学斋旧藏金冬心集五六种倩来青阁转售，皆初刻精印。用旧佳纸、且有金农名印，罕见难求，俱归西谛，今在国家图书馆。此本亦其旧物，因记其人佚事于此。
《寻芳漫述》一卷，清刻巾箱本。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题“广野居士述、北郭遯叟校”。凡五十七番。我有两跋，
“此册拣得于旧抄本堆中，刻在嘉庆前后。闽中坊本小说也。写艳情颇刻露，文字亦较通常小说为佳，未见著录，当重装之。乙未（一九五五）雨水日，黄裳记。”
“此册得于昆山，叶氏九来后人也。子弟不肖，以小船载来沪上，论秤入市。余得讯晚，只见残余。尚多明清易代人撰著不少。此册亦杂书中，尚有《令海》一册，亦同式。前年游成都，乃又见一旧抄本，亦此书也。亦买之归。终不知刊于何时，作者何人也。己亥（一九五九）二月半雨窗记。黄裳。”
从此书与《令海》刊刻全同看来，它们当属于同一种丛书的失群零本。查不出丛书名目。此书是用文言写的，作者仿佛有意逞才，常有诗篇出现，又有“芳闺十胜”，分咏“云鬟”、“雪股”、“凤眼”、“蛾眉”、“金莲”、“玉笋”、“柳腰”、“酥乳”、“粉颈”、“朱唇”等十题。这是清初词人常用的类似选题，趣味低下，到乾嘉以后，即少见。这是晚明逸荡遗风的余响，历百余年始渐消歇，也可以说明此书写成必不晚于乾隆。至于故事结构，则一仍旧贯，也就是老套，正如《红楼梦》中贾太君所痛批的女先儿的说书，举例详明，剖析深切，“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其过是些佳人才子。”“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是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只几句就揭出这些烟粉小说的底牌。“佳人才子”是“文革”中指定必须打击消灭的事物，可是没有一篇大字报比得上这里说得情理俱备，生动有力。贾母还说，“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这几句话，似乎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论文而不及其人，论才而不及其德，这些被认为是“腐旧套”的理念，却由封建大家庭“老祖宗”贾太君口中说出，谁说《红楼梦》里没有“大批判”，没有出色的“大字报”！
曹雪芹为什么要花如许笔墨、篇幅，正面宣传“封建教条”？并深刻地揭露出这些猥亵小说作者的创作心理动机，这许多似乎都是谜，真的是“谜”么？有没有将自己辛苦经营的作品与充满市场的下流读物划清界限的用意？这一切都要由荣国府老祖宗的口中郑重宣布，这些都为了什么？
以上，粗略地说了几本书的展转流离始末。它们去得容易，回来却烦难，而且出于意外，也就是说，并非是我所真正期望的。关于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实在是个重大的研究课题，绝非只有浅薄涉猎经验者所敢问津。曾经听说这样的佚话，有人问，“男女通奸始于何时？”答案是“始于始有男女之日也。”这自然是个正确、老实的答案。治史当然以全史为理想，但条件限制，不如以治断代史为宜。以隋炀与武曌为例，正史、杂说中有关的故事不少，但到了明朝人的头脑里，就异化为另一种东西。事实上我们所读的是明人随着自己的意愿创造的故事而已。其不能作为性文化研究的素材是明明白白的。可是一位外国学者高罗佩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房内考》，洋洋洒洒地从殷周说起，直至明的灭亡，俨然是一部完整的通史型的著作。其用力之勤奋、钩勒之细密，着实使人敬佩。然细考较去，其所援引的大抵是叶德辉的《双梅景闇丛书》及零碎的道家医家著作，至于“妖精打架”种种，则得之于日本所藏的一些明代画册，据图作说，成为全书最详悉的部分、亮点。看起来全书精华所在，还只能是明代晚期部分。原因是实物材料较多，论述较为完整细密的缘故。他的目光所及也还是有其局限。他所取材的三个方面，传统医籍、道家内丹派和明清色情小说。但实在说不上丰富、完整。如明末以还民歌作品，如《挂枝儿》、《山歌》、《白雪遗音》等，就未加利用。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医籍，有关性文化的记录，更是繁复。记得曾见过一厚册“卧云山房”黑格抄本医书，前后都有失叶，因而不知书名，其中所收涉及性文化的方剂、器材，与《金瓶梅》等书对照，不无吻合之处。范氏钞书在明嘉靖中，可知此风实于明中叶即已炽盛。至于出于同时代的天一阁抄本道家书，如《修真秘要》之类，更是繁多。道家的诗歌，旧刻本如《鸣鹤余音》等（多在明初）也多有意在言外的作品，可供采取。在明清出现的春宫画册中还有一种“暗春”型式。它并不直接描写“妖精打架”，而采用暗示的方式间接提示性行为于适当的环境、气氛中。其艺术表现方式与现场实写者显然不同。在文学作品中，《红楼梦》无疑是受到《金瓶梅》的影响的，但对性行为的大胆描写却并未有传承的明显痕迹。但也并非全然舍而不用。除一二刻露段落外。也偶有闲中着笔意境跃然的个例，如贾琏的打趣凤姐，有“改个样儿”、“扭手扭脚”等语，其实就是“妖精打架”的简洁表述，寥寥二三语，而境界全出。多姑娘与王熙凤之间，相差有多少层次，在作者手下，岂能不小心翼翼慎重落笔，但贾琏就不同，他是照单全收的。因此他是归不了类的“滥淫”。当然这和作者的妇女观扯不到一起去。论“红”者多矣，但未见有注意及此者；论性学者多矣，也都未注目于此，实是一种遗憾。
阿英的《小说闲谈》出版于一九三六年。阿英在书中说及淫书，“有人说海上藏淫书最多者为周越然先生，实则不竞（尽）然也。就我所知，当以某大图书馆为最。该馆特辟一密室，贮藏此类书，颜曰‘地狱室’，书籍绘画，靡所不有。但其事极秘，知者极鲜，非与该馆有深切悠久之关系，殊难得其门而入。”这里所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故事，在今天已成掌故，无从究诘。但我想，此种书刊，多为人惊为犯禁的秘本，按不成文的习惯法，必做没收或销毁处理。全国各大文化机关，多有类似收储“秘书”（其范围绝不止于淫书）类似“小金库”的设置，这些书照例不收于公私各种书目，其存亡皆在疑似之间。这些“珍贵的垃圾”，迄今渺无记录，更说不上统计。我的意思，并非如《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执意打开石碣，放走妖魔，只是想提醒，这些“垃圾”中还藏有丰富的可以提炼、回收的东西在，也就是“珍贵”所在。在社会学、民俗学、医学史、性习俗研究，降而至于美术史、版画史，都可从中取得无穷的资粮，关键只在有正确庄严的态度，一双锐利明亮的眼睛，大胆耐心的习惯，经久的毅力才能涉足于此种胜业。写到这里不能不想到翻译了霭氏《性心理学》的潘光旦先生。他迻译之余，还附加了十万字中十分之七以上的注，就是这种工作的尝试。他所取材的是中国文献、习惯中的有关事例。潘氏多览，但绝少及于明清色情小说，只多引用袁枚、纪昀之言，当是避忌所致，是可惜的。我们对高罗佩以外国人而撰写了“房内考”这样开山之作，应该致以崇高的敬意，但中国人的事究竟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做，论条件也自有其优胜之处。潘光旦在译书完成后有自题诗五绝句，其一云，
发情止礼对谁论？禁遏流连两议喧；漫向九原嗟薄命，人间遍地未招魂？
以潘诗为此文作结，或可表达其微意于万一乎？
二○○九年十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