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80年的香火传承
编者按：
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此举措，我们更愿意视之为一种提醒：别忘记，清华还有更丰富的传统。为阐扬那些不仅对清华大学弥足珍贵，更值得当下学界引以为镜鉴的传统，本刊特约请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撰文。
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他的贺信中所说，老的清华国学院是1929年结束的，而时隔80年后，它又从劫灰中“浴火重生”了。
的确，历史的断档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1925年成立到1928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4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
清华国学院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如果国学在前一个多世纪的衰落，是跟国步艰难连在一起，那么，一旦我们的国运正在和平崛起，国学的再度兴旺自然是可以期待的。可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必须看到，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
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
听到过很多议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经。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4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4年内招收70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40个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吗？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篇幅，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
我常用“一、二、三、四、五”的数目字，来概括新的清华国学院的构想。这里限于篇幅，只介绍其中的“三”和“一”。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2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必须意识到，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最后，再来说说清华国学院的“一”，也就是同一种传统。在刚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那个典雅的、由层层文字符号叠加起来的会议背板，使很多人都感受了某种特定“气场”的存在。而背板的最深一层，就叠印着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著名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这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传统！
在那块背板上，还有两种文字符号，其一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那也是老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所提，另一个则是饶宗颐为本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可以说，这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对于那同一种传统的解说和发挥。
梁先生那句校训，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所以，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八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也不必细讲，其实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从梁启超先生在80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90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