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先生的门下均为其门生,笔者是他唯一的学徒。话要从1955年考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为技佐说起。是年进入史语所时,所长是董作宾先生,济之师是考古组主任,笔者即在考古组做绘图工作。其时史语所才从桃园杨梅迁至台北南港不久,地处荒郊野外;史语所所有的人员均挤在一座大型仓库中办公,其中还包括图书室和书库。至于考古组的古器物,因无处可放置,全在大木箱中尚未开箱。董所长、济之师和几位前辈学者如:凌纯声先生、芮逸夫先生等,均在台湾大学(台大)文学院各系教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系是济之师才创立不久,诸位大师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教书工作。因而笔者刚入所的前几年,很少能够接触到诸位大师。平常指导工作多是石璋如和高去寻两位老师。
美国纽约有国际性盛会,就是“世界博览会”(New York World's Fair,1964-1965)。在博览会中设“中国馆”,展出我们的产品;并且也展出中国的文化藴涵。该馆的三楼是博物馆,展出中国古代文物。文物中有史语所安阳殷墟的出土物、石虎、甲骨刻辞等文物。笔者被所方派驻中国馆为维护古物的管理员。1964年冬天,济之师曾赴美访问,他在纽约的数日里均由笔者作陪,我俩师生才真正算是认识。1966年,济之师苦无得力的助理,笔者返台是为大师做“学徒”的开始,前后大约八年。
能够成为济之师的“学徒”,事出于1964年以后的发展。是年在学术研究生涯中很重要的部分。殷墟的发掘工作前期,他在1929年就发表与殷商陶器与青铜器相关的研究论文。为现代中国古器物学奠下基础,终其一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曾间断。出版于1964年的《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一书的写作,是他和万家保先生合作的一本书。万先生研究青铜觚形器的制造技术,而济之师是写它的文饰,主要是花纹的比较。这本书的写作是吕承瑞学长作他的研究助理。其后的《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和《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四本专书的文饰部分,均是笔者在那段助理期间的重点工作。也就是在那种机会才能够亲身经历了“学徒”式的训练。
在这八年里,济之师正在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其实济之师对古器物学的成就与贡献,是他济之师其时仍然在当史语所所长,而当时所里没有副所长的编制,行政事务相当忙碌,因而他的研究工作很需要助理的协助。往往一个研究主题要开始推动时,仅是交待助理搜集数据的一个大范围,要先提供他书目,再从书目中选些要看的内容大纲的书。往往在选书的时候,他就会指出一些未曾选到的书目。等到他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文稿都是济之师自己动笔,然后再由助理誊写。在这时候会有许多留空的零星段落,是要留给助理去寻找引文的原文,或是加脚注。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每到文章已经到结论或结语时,济之师会将文稿搁下一段时间(大约一两天),他说:“想想看是不是还有些话没讲完。”
笔者在做济之师助理期间,曾经有过非常艰苦的阶段,就是在1967年考上台师大夜间部历史系,在职进修补读了五年的大学。白天仍然在史语所做助理工作,晚间去上课,并且每周七天满满的课程。虽然济之师很鼓励,然而工作量未曾稍减。他的性子很急,所交待的工作,往往没多久就会问:你的事情做好了吗?跟着他做事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他的这种脾气。所以,一接到工作,就要积极地去着手,并且随时准备被问到时要有所响应。其实,这就是济之师对学生们做事要积极的一种训练,当然做他的助理更要如此。
在这段工作中,笔者真正体会到济之师古器物学研究的真谛。他从安阳殷墟出土器物中,最先要研究的就是陶器和青铜器。曾经将陶器依器盖、口缘、器身、器底、器足的次序和其中的各种变化,编出序谱和序号。研究青铜器则要注意到它的名称、制造技术、形制、文饰、铭文和使用功能六个方面,俨然成为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在他的研究体系中,无一不是想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有系统的研究。助理工作的最后阶段,约在1975到1976年间,济之师撰写《安阳发掘》(Anyang Excavation)一书英文版,此书出版时改名Anyang;在此书完稿打样之后要编列全书的名词索引,这是笔者为济之师做的最后一件收尾工作。也就是因为这项工作,才能真正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这本名著。
笔者在读毕台师大之后,再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班,其时济之师已多年不在台大开课,但就在笔者读研二时,他应系所主任尹建中教授的一再情商之下,为我们开了“中国先史学”这门课。这是笔者唯一正式听到济之师课程的机会,也从“学徒”变成“门生”了。时光荏苒,济之师逝世已三十年。在这段长时间里,每遇学术上的挫折,想起做大师学徒时的历程,和茁壮自己那艰难的岁月,就会格外坦然面对,也就更加怀念济之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