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世纪的中国，从思想接受与社会调整方面来讲，可以说处在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进入中原，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存的安全系数降低；另一方面，佛教逐渐传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以儒家经典而立命的上层精英，成为这场文化冲突中精神痛苦的群体。同时，来自异域的新奇物质和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也带来了对中原社会的快乐刺激。上层社会在排斥佛教精神层面的同时，迅速地接受了来自异域的奇珍玩物等各类奢侈品。而佛教带来的平等思想、神奇法术、低廉的医疗、逃避赋税的方便之门和法外悠闲的生存方式等这些看得见的好处，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下层社会身心愉快地接纳，并给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存在带来了快乐与皈依感，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这就是北朝佛教以民间信仰为特征，而南朝佛教则以士大夫整合改造佛教思想为特征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南朝的士大夫们手执麈尾饶舌论难深受佛教影响的话，那么研究佛教思想在北方一般民众中的接受方式和存在状态，将有利于我们认识佛教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是如何扎根的。所以，中国佛教之发展不仅是思想的历史，关键也在于参与其中“人的历史”，历史学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路径进入“佛教社会史”这个领域，关注那些在香火缭绕的崇佛膜拜中求生存的僧俗群体的世俗生活。
这样，问题的展开，就应建立在北方社会胡汉结构状态这一佛教传播的社会大背景下，首先理清制约当时社会的三种特殊情况：一是汉代以来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伦理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均被破坏，社会整合能力削弱；二是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无论在制度上还是生活状态等诸多方面均形成了“胡汉杂糅”的局面；三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儒家文化圈，并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当时的北方社会来讲，这三种情况都是全新的。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这两大文化流，在“胡化”和“汉化”不断交替进行的过程中，开始了相互交汇、碰撞和融合的痛苦过程。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段内，犹如黄河改道一样，在不停顿地寻找着自己的新河床、新出口。佛教就是在这一融合过程中由“佛本戎神”这样一个角色，不断地接受着本土文化的淘洗历练，尤其在北方社会中通过造像、写经、礼拜等活动，迅速融入到纷乱的社会民众之中，自觉而无意识地充当了胡、汉两大民族集团融合的思想桥梁和基层组织结构的作用。文明与制度在这一历史交汇点上，来了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共谋”。村寺家僧和邑义组织的构建，使不同种族和宗族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在“众生平等”的理念下变得融洽起来，从而消解了由于种族、宗族、势力集团差异造成的“思想混乱”和“认同隔阂”。这种“共谋”，又为将来构建新的大一统帝国找到了新的底层制度模式、心理基础和文化共识。这样，通过对不同身份“集群”“生存状态”的考察，就真正进入到了对当时北方社会底层结构的微观分析；通过相对完整地构建各种“社会因素”的存在状态，从而为认识和构建汉、唐历史变迁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微观剖面和具体分析标本。这就是“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这一课题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