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陋习
台湾“八八水灾”，灾民一方面责备当局救灾不力，可是当马英九到灾区慰问时，有些灾民不由得在他面前还是跪了下来，看了很不舒服。这种现象在大陆也很多，每当人们对在上位的人物表示感谢时，下跪被认为是最真诚的选择。虽然民间有“男儿膝下有黄金”的说法，劝七尺男儿不要轻易“推金山，倒玉柱”，见人就拜，但国人仍然乐此不疲。在网上经常会发现用“跪求”表达自己“求”的至诚与谦卑；带有行帮性质职业里在师傅收徒弟的拜师礼上也常用“三跪九拜”表明传承的货真价实……民国时康有为康圣人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就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似乎要尊敬孔子非要下跪不可。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马上废除了跪拜礼，但人们还不习惯。《阿Q正传》写到阿Q当作抢匪被抓，在他过堂的时候，看到大堂上的官吏和两旁的衙役“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于是阿Q“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然而，阿Q虽然听懂了这话，“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这还被那些“长衫人物”鄙夷为“奴隶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民国一建立，便废除了流行三四千年，而且是“于清为烈”的跪拜礼节。然而当时的一般老百姓还不习惯，一见当官的，便不免膝盖发软，从内心发出下跪的冲动，还会受到自以为“维新”人的鄙夷，阿Q就是一例。见官不必下跪了，现在看来是平常，在当时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说废除跪拜是辛亥革命的一大贡献也未尝不可。
席地而坐的跪拜与垂足而坐的跪拜
古代的中国人注重跪拜是与自己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古人居住房室类似现今日本传统住宅，室内铺筵，筵上铺席，鞋脱在室外，进屋席地而坐。所谓的“坐”乃是双膝跪在席上，臀部坐在双足的后跟上，与日本坐在榻榻米上姿势类似。所谓“跪”就是把腰一挺臀部离足，表示尊敬，这也叫做“跽”或“长跪”。跪而俯身向下，就是跪拜。受礼者如还礼，也直直腰作长跪状，再俯身向下就可以了。如不还礼，还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双足的后跟上，受礼者行礼者都处在同一个高度上，两者差别不大。在跪着时如果双手与头部前额碰席就是“顿首”，现在叫“磕头”。这种坐卧跪拜的姿势延续了两三千年。
到了东汉末年胡床传入，坐具发生了变化。胡床是胡人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可以收拢折起，携带方便。胡床传入中原后马上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很快普及起来。后来胡床加高，后面安上靠背就成为椅子。这种可以垂足而坐、并有依靠的高位置坐具显然比席地而坐舒服多了，很快就被中原人接受。可是跪拜与接受跪拜人的距离却因此拉大了。跪拜者一下跪就是拜在受礼者的脚下，行礼者看受礼者是仰视，受礼者看行礼者是俯视，这就形成一种心理威压。真是尊者自尊，卑者自卑。
先秦之间的君臣关系虽然也是尊卑有等，但差距不甚悬绝，所以孔孟谈到君臣关系都是从相对角度来说的。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类。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是从氏族部落发展来的，习俗中有敬老尊贤的传统。例如依照古礼天子接待三老五更(三老为乡官，要五十岁以上人担任；五更为年老退休在乡官员)要跪拜，宴请时要割牲、执酱、执爵。因此东汉的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虽王者有变，不必相因，犹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为起，非也。”在仲长统看来到了东汉时期，在君对臣子的礼数已经衰减许多，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退朝皇帝不起身相送了。
唐代皇帝的宝座已经是高脚椅了。《旧唐书》明确记载唐穆宗曾在“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绳床也叫禅床，是从印度传来，因此也可叫胡床。它与交椅式胡床都是高脚的，都是供人垂足而坐的。再加上大明宫地势很高、宫殿基址更高。每当朝会自然会产生皇帝如在云端之感，诗人把它形象化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虽然自隋唐以来君臣之间差距拉大，但皇帝对臣工、特别是大臣还有几分尊重，特别是修养较好的皇帝，例如唐太宗、玄宗等。此时大臣、特别是宰相一级在御前都是有座位的。开元初，像姚崇、宋璟这样老臣，“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宋代虽然优容文人士大夫，但随着皇权的加强，相权削弱，宰相在皇帝前的座位是没了。讨论国事，皇帝坐着，宰相、大臣们站着，好像衙门里两行差役，去古之道日远。
跪拜在清代成为
君尊臣卑绝对化的标志
明清两代皇权专制发展到极端，明代废除了宰相，大权由皇帝一人独揽，既是国家元首，又兼政府首脑。口头上称呼为“相爷”的首辅大学士、军机大臣之类，其实都是皇帝的秘书，只是起“拟旨”“传旨”的作用，事无巨细，都是皇帝说了算。首辅、军机大臣只有参谋权，没有决定权。君臣之间，一在九天之上，一在九地之下。清统治者在关外时还保留了氏族社会的民主因素，可是入关后，专学汉族政权中的皇权专制，把它发展到极端，使得皇权专制传统在清代统治中发扬得淋漓尽致。在跪拜问题上尤其如此。
跪拜几乎是清代朝仪决不能通融的问题。臣工见皇帝一定要三跪九拜(下跪三次，磕九个头)，就连后宫后妃也不例外。清代皇帝在宫中一般都是单独进餐，即使召来了后妃陪膳，他们来了也要谨遵君臣大礼，来时要觐见，去时要谢恩，而且都是三跪九拜，太麻烦，毫无夫妻之趣。乾隆登基之初，还不像后来那样苛酷，似乎有意矫其父之弊。乾隆五年十一月举行御门大典(在乾清门前)，这正是北京天寒地冻之时，皇帝宝座设在门檐下，一般大臣就跪在门前广场上。他下诏给大学士等铺设氊垫。并说：
向来御门听政大学士等、俱不设氊垫，惟圆明园、奉皇考特旨铺设，而乾清门尚仍其旧。原定制之意，盖以君尊臣卑，豫防专擅之渐。然亦不系乎此，况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朕心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氊垫、以昭优礼至意。(《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31)
这是为了显示仁慈的特别照顾，至于平常仍是一如旧贯。在平定准格尔叛乱立有大功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已经七十余岁，在养心殿奏事时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来时踩了自己的袍服角，跌到，猝死在御座之前。有的毫无心肝者还说“刘相公真是死得其所”。
为了能跪和磕好头是清代大官必须练好的基本功。《清代之竹头木屑》中说“凡大臣被召见，恩命尤笃，或纶音及其祖父，则须碰响头，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然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叩头声篷篷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叩至头肿如瓠，亦不响也。凡大臣跪久则膝痛，故膝间必以厚棉裹之。前合肥以太后万寿在迩，乃在北洋大臣署中，日拜跪三次以肄习之，盖国朝大臣恭谨类如此。”觐见时，如果皇帝或太后问及父亲或祖父，这是无比恩宠，要磕响头，为此还要贿赂太监，找个音响好的地方，否则磕肿了脑袋也发不出声音来。
有现代意识的人都会觉得下跪、磕头是最丧失个人尊严的。欧洲人不能接受这个礼节，英国第一次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则成为最棘手的国际问题。英国人不愿意三跪九叩，乾隆要求陪同的大臣反复开导，但马嘎尔尼就是水火不进，顽固得很，结果其外交任务也没有完成，中英正式交往拖了四五十年。回国后，马嘎尔尼著书详记此事，不过清人也有阿Q式的自解，李慈铭的《桃花圣解盦日记》言英使马嘎尔尼见乾隆好像秦舞阳见到秦始皇一样“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自此不敢复觐天颜。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礼节，不肯拜跪。文相国再三开喻，始允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不可复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神灵震慑，有以致之云。”在作者看来不懂得或不会三跪九叩的简直就是“犬羊之辈”，正常的人都是娴熟三跪九叩的。这时清还强大，可以拒“犬羊”于千里之外；道光以后，国门被大炮轰开，这些“犬羊之辈”竟要求有驻京使节，于是如何见皇帝问题又成了举世第一难题。其实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初，西洋使节或宾客“凡内廷召见，并许侍立，不行拜跪礼”。雍正还与罗马教廷使节握过手。只是到了乾隆末，这个问题才敏感起来。同治间在朝臣一片反对声中总算制定了西洋使臣以鞠躬礼见皇帝。光绪年间的伺候在皇帝身边的“起居注”官恽毓鼎看到引荐使臣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却跪在一旁，比外国人矮了一截，十分尴尬。不过恽毓鼎还是觉得“跪着”才过瘾。当光绪和慈禧前后脚去世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文武百官为“两宫”送葬的情景。跪在他前面的是曾做过军机大臣的孙家鼐，孙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几个小时一直直挺挺地跪在寒风之中，一动不动，恽毓鼎十分感动，记下了“老辈风范，真不可及”的感慨。
几千年了，国人习惯了跪拜，但在垂足而坐已经普及、伦理文明日益彰显的当代，下跪磕头肯定是摧辱人格的一种礼节，希望它早点进入博物馆，成为历史的记忆。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