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听了五堂课，其中一节是音乐课。那堂课播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温总理为此评点道：“美学从大的方面讲就是真善美，就是世界事物的真善美，这就是那首歌的真谛。”“一堂音乐课让孩子们通过唱歌来懂得人世间的爱，懂得人世间的真善美。”
这段话所提出的是一个大命题，即音乐教育对少年儿童的熏陶作用。美妙的音乐开启孩子们对世间万物的关注，对真善美的追求，乃至升华为大仁大爱，确实是一件美妙而神奇的事情。在人类文明史中，音乐教育所起的这些作用，一次次被证实。美国电影《音乐之声》和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揭示了音乐伟大的魅力，海军上校家的孩子们生活的环境，显然比法国那个“放牛班”中顽劣的孩子们要优渥得多，生活的国度、家庭出身诸多不同的孩子，都能同样被美妙的音乐陶冶，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音乐之陶冶作用，在我国古代早有传统，不过中国士大夫所言的乃是其“教化”作用。对子弟的教育，必定包含音乐的内容，“弦歌之声”几乎成为教书育人的代名词。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儒生心中的“王道”就是用礼乐建构一种文明秩序，秩序混乱则名之为“礼崩乐坏”。上至诸侯进行国务活动，必定“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下至一般士人家庭宴请朋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孔子到他弟子言偃治理的武城，听到弦歌不断，开了句玩笑：“割鸡焉用牛刀？”说完后担心随从的学生误会，立马正色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时代在变，今天距孔子那个时代2500多年了，显然不能像孔子主张的那样，靠礼乐维持社会秩序。但音乐对孩子们所具有无可替代的陶冶、教化作用，却是不变的。音乐所能传达的仁爱、恻隐、悲悯，这类人类共同的情感以及基本价值观，我想能跨越时空，超越民族、国家之畛域，就如那首歌《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所歌唱的那样。音乐才是人类真正的共同的语言，是“通天塔”。只是到了现代社会，孩子们通过音乐教育乃至其他人文、自然科学的教育，除了继承人类文明的遗产外，还要有超越古人的感悟如收获。显然中国古人希望单向地用我们的文化包括礼乐“以夏变夷”就是过于自大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平等的。再比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唱歌来懂得人世间的真善美，在现代社会，无论在自然科学界对自然界奥妙的探索，还是在人文科学界对历史真相、新闻真相的探求，求真理应放在第一位。如果真相被遮蔽了，那么就不可能有善与美，只可能有伪善和假美。而不建立在真善美基础上的爱很容易导致迷信和盲从，这样的爱是脆弱的。
今日中国社会，家长和学校似乎也普遍重视对孩子的“音乐教育”，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音乐教育功利性太强，让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参加考级，多数人的目的是为了孩子在小升初或中考中得到特长加分，说到底这种“音乐教育”根本上还是应试教育的附属，和参加“奥数班”、进行题海训练没什么不同。如此，美妙的音乐会变得面目可憎，孩子们怎么可能有闻弦歌而如沐春风的快乐呢？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的理解是不仅仅指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各个学科比如音乐的教育，依然是僵化的，离培养孩子们对真善美的辨别能力还有相当的距离。
□十年砍柴(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