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几近见底，加之政坛动荡，与邻国关系紧张，曾经的“世界第一”的梦想已经灰飞烟灭。三位在日本工作、生活过的西方学者从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在新作《日本的开放未来：成为世界公民的日程》中对当今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诊断。
60 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下旷世名著《菊与刀》，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及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则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服从又不驯，让人捉摸不透。30 年前日本经济腾飞时，美国哈佛的亚洲研究专家傅高义(Erza Vogel)又写下《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旨在训诫美国人向成功的日本模式学习。
如今，极度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几近见底，加之政坛动荡，与邻国关系紧张，保持“第一”的美好愿望早已灰飞烟灭，日本国民性则依旧充满矛盾，未来晦暗不明。三位在日本工作、生活过的西方学者约翰·哈夫纳(John Haffner)、托马斯·卡萨斯·克莱特(Tomas Casas i Klett)、让- 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从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在新作《日本的开放未来：成为世界公民的日程》(Japan'sOpen Future：An Agenda for GlobalCitizenship)中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诊断，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几位作者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相信，这些对日本的分析，对于今日的中国也会有所启示。
B=《外滩画报》
H= 约翰·哈夫纳(John Haffner)
K= 托马斯·卡萨斯·克莱特(Tomas Casas i Klett)
L= 让- 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
B：你们在这本书中提到：开放的沟通不仅是一套流程或者模式、技术，更取决于动机。日本缺乏这样的动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现在有了这样的需要呢？
H：开放的沟通由三个因素组合而成：语言能力、沟通技巧以及沟通的精神。但是，沟通的精神或者说动机，是三者中最重要的。正如让- 皮埃尔从个人经验中了解到的，日本对外部世界过去曾经有过丰富的好奇心，特别是在20世纪60 年代，我们认为如果这种好奇心可以被重新点燃，对日本和世界都会有伟大的意义。
但日本需要接受这种开放沟通的精神吗？这取决于日本希望什么样的未来。如果希望未来是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并帮助解决我们这个星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它就应该设法重获这一精神。但是，如果日本选择的未来是变得更加自以为是，与被误解的风险相伴，并且与邻国冲突不断，那它并不需要这种精神。这取决于日本的选择。
B：在日本，你们亲身经历过的最大的文化冲击是什么？而在中国呢——如果有的话？你们认为日本最伟大的文化成就是什么？你们自己个人偏好日本文化的哪一方面？
H：我到日本几个星期后，问一位日本朋友是否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个不错的道场练习柔道。我知道东海大学的柔道非常有名，所以我就让我的朋友打电话去那里咨询。我从东海大学的柔道教练名单里随意选了一人，她就打电话给他，解释说她是代一位刚刚来日的加拿大人询问，并问他是否可以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推荐一个道场。后来我才意识到，她致电的不是别人，而是山下先生，前日本奥运金牌得主！我到达他推荐的道场时，他已经告诉道场的人来等我。可以理解，他们有一点好奇：这个加拿大人是谁，居然从一个奥运冠军、民族英雄那里得到柔道指导？这对于我希望静静地融入当地社区的期许好像超出太多了！但山下先生的推荐当然不错：我在那里结识了很好的朋友，并成为了我在日本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这个也和日本文化中我的个人偏好有关。我非常钦佩柔道，我认为柔道是日本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其教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意义：效率、平衡、杠杆性和灵活性。柔道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致力于将这一艺术与日本以外的人分享，他是一个在军国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中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跟随嘉纳老师的榜样，我认为柔道往往会吸引得体而善良的人们。当我达到黑带段位时，我的老师告诉我：“你不会完全理解柔道，直到你把它教给孩子们。”这体现了柔道文化的重要一面，在这个体现我的个人成就的时刻，他强调的是我对他人的责任，尤其是我对年轻人的责任。
我在中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大概是在上海一间餐厅，在那里的菜单上看到了蛇。不仅如此，顾客还可以从一堆蜷曲扭动的活蛇中选择他们想吃的那条。但即便在英文中也有入乡随俗的说法。因此，我和一位美国朋友一起挑了一条蛇，一段时间后我们伴着啤酒吃了它。虽然我很喜欢它的味道，但那团成一团的样子还是让我们无法忘记那个事实：我们在吃一条蛇！
L：我不会说中文。几年前我与妻子在北京，上了一辆又挤又破的公交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很凶的中年妇女。我们一挤上车，她立即急刹车，并且朝我们的方向转过身来开始大声喊话。她一通训话后，一个本来坐在我们附近的年轻男子站起来，把他的座位让给了我的妻子。原来，她是在教训那个年轻人如何懂礼貌！
我也记得在日本发生的大量的事情，但我不把其中任何一事形容为“文化冲击”。我阅读过许多日本文学作品，并很喜欢一些作家，如安部工房、远藤周作和大江健三郎。但日本文化中最伟大和最具全球竞争力的绝对是美食：日本菜是世界上最精妙、最优美、最富创新性的！
B：莱曼先生，你是傅高义的好友，他现在仍然坚持“日本第一”吗？
L：我和傅高义很熟，已经认识将近30 年了，虽然我们近来很少见面，但常常通电邮。我10 月份将在波士顿附近逗留一阵，希望能见到他。
世界已经变了，很明显傅高义对日本的愿景也随之变化。他写那本《日本第一》的重要背景，是副标题“给美国的教训”。此书出版于1979 年，正是撒切尔、里根的改革即将起步之时。里根在其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问题”，后来成为“华盛顿共识”。傅高义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体现有一种社群主义的方案，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其支柱之一便是政府与产业的密切互动。
我认为直到2009 年，他的著作问世30 年后，傅高义可以认为，他已充分证明了一些问题。无节制放松市场管制和减少政府参与的美国经济，显然造成了非常痛苦的后果。当然在此同时，日本也深陷问题中。具体有两点：一，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达到傅高义的愿景，而是仍有很多缺陷；第二，日本长期固守于一个模式，在高增长时期，这个模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它并不适合全球化所要求的调整。日本已经成熟而富裕，而这个模式僵化了！
B：大多数在日本公司工作的外国人(无论西方人还是亚洲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快体验，比如不被信赖或受到不公待遇，你们在书中也提到过。如果可能的话，你们能否给我们一些来自你们个人经历的例子？
K：当我在一家日本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时，我非常渴望能够融入公司，并且能像我的同事们那样努力和聪明地工作。因此我也有了和我的同事类似的愿望和梦想。有一天，在一次随意闲聊中，我说出了我的梦想：有一天我要成为公司的副总裁。他们以一种友好但是居高临下的方式哈哈大笑，并且告诉我：“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梦想。”更为有趣的是，第二天这话已经传遍了全公司，公司里每个人都知道了我的野心。显然玻璃天花板是存在的，但它不是透明的，我无法透过它看到蓝天。
H：我在日本工作过的大多数机构很可能在这方面高于平均水平。我想强调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不公待遇或排外心理，但仍然让我感觉很不舒服。2001年9 月11日，即“9·11”事件那天，我在东京。虽然我工作的办公室内都是非常国际化的日本人，英语流利，在这一天并且在后来数周内，除了我同外国人的交流外，我还是感到极度孤立。我的日本同事们似乎无人有兴趣讨论这一极其重要和令人痛心的事件。当然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但当我们在大厅里擦肩而过，他们继续工作，好像这只是一个普通工作日，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我最终只能通过和美国、加拿大或欧洲的同事和朋友们收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来保持与世界的联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并不是关于排外心理，但它是我的亲身体验，并使得我在一个日本办公室里感觉不快，感到与世隔绝。
B：作为西方人，你们对于日本否定历史如“南京大屠杀”的行为有何看法？我们知道在日本并没有地方展示这种历史，许多日本青年得到中国来才能了解……
H：在日本有赞成修正主义和掩盖历史的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人数稀少，而且往往也只是口头恫吓。但确实有许多日本政治家也是修正主义者，赞成这样的(出版与言论的)检查，而且普通日本人往往对这一重要问题无动于衷。
但在日本也存在一个自由而且国际主义的社群，他们希望国家能够更诚实，能够更加勇于面对日本的历史，包括它的历史错误。我们在这本书中讨论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也理应在亚洲得到更多的承认和支持，包括在中国。日本以外的亚洲媒体又往往倾向于报道那些极端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为什么不对那些我们在本书的历史篇章里讨论过的勇敢的日本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呢？那些希望日本承认历史的日本人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大量支持和鼓励。
我认为日本应该树立一个值得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就像德国现在在欧洲那样，诚实地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思考柏林的博物馆和东京的博物馆之间的差异是很有建设性的，日本应该与德国保持同样的标准。
B：对于日本来说，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关系的健康方式是什么？
H：日本的决策者应该读我们的书！健康的方式将包括：在博物馆和学校制度内承认历史，接受开放沟通的精神，放弃保护主义并鼓励贸易，接纳移民，与其他亚洲国家合作进行可持续的努力——以及许多其他我们在本书中讨论过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亚洲国家。从这个自我理解中的简单转变出发，一切都是可能的。不幸的是，许多日本人仍认为自己与西方结盟，已不是真正的亚洲的一部分，或者是亚洲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和独特的国家。不久前我和一位日本资深律师交谈，他说日本像香蕉：外黄内白。这当然看起来荒唐，但是一个有启示的评论。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日本应该为这地缘政治中的转变而带来的巨大机会而兴奋。不幸的是，许多日本人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新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B：中国正经历着许多与日本蓬勃发展的时代类似的境遇，应当如何保持这一趋势而不重复日本的错误？
K：中国也必须明白，有繁荣期就有萧条期，而且每一种境况都伴随着一套政策。哲人说，没有什么永存不变，生命的本质就是变化。今天的成功政策将很快过时。必须在一个乐于接受世界变化的态度基础上持续引入新政策；一个开放的思维对此是至关重要的。在19 世纪，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导致了失败。今天，中国是一个社会开放和适应变化的典范，但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中国绝不能放松哪怕一分钟。巨大的困难摆在面前：即使日本仍然封闭，中国仍必须对变革、试验和新的进化路径持开放态度。
B：今天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外表和性格上都表现得很外向。他们是开放日本的一支力量吗？
H：如果日本青年与世界相通，并乐于与其他地方的人联系—特别是通过艺术、音乐和科技—这是有益的。但这样的开放对于日本的意义并不深刻，除非这一开放涉及到更深的问题，如贸易、英语能力和移民问题。
K：外表是有欺骗性的。日本人有一种抱团倾向—人的意义似乎来自属于某一特定团体，无论是一个商社、一个柔道俱乐部或是一个不起眼的摇滚乐队的乐迷。抱团是好事，问题是这些群体好像茕茕孑立，他们通常不与其他日本团体交流，更不用说国外的团体和个人了。比如某个在索尼工作的人和另一个在三菱工作的人会很难沟通，而在同行业不同公司间平行跳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和其他国家在同行业内跳槽司空见惯，并带来了整体上的能力和标准化的升级的情况大相径庭。
我怀疑那些日本人，刨去公司口号和营销方案、新潮的开放外表、时髦发型或性感服饰后，能够很快开放并跨越他们特殊的“团体障碍”。在外表之外需要更多更为实质性的态度转变，这远远深刻于外表。
B：你们认为谁会成为21世纪的亚洲文化领袖？日本、印度还是中国？为什么？
K：当然不是日本。中国将努力驱除自身文化的消极面，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会很有趣，但很难说是否会有广泛的吸引力。印度有其传统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这样深厚的基础加上一种对创造的崇敬，意味着我们都可以期待印度人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就。而且印度不仅在亚洲能够成为文化领袖—他们将很可能引领世界。
H：印度和中国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而日本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我们为什么不这样问：如果中国、印度和日本一起接受一个更加包容和丰富的“亚洲文化”的理念，而将自己的文化视为其多层重叠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使得领导者的问题不再重要，这会怎样？我们必须记住文化和民族国家是两回事。文化跨越了国界，它舞蹈、跳跃，并以文化的混杂作为自己的动力，超越了世俗官僚的控制。归根结底，文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个人层面上。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始以更具流动性的体系思考所有的文化：无论民族国家发生任何事情，文化将继续发展。
为什么不梦想有一天，华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都认同亚洲作为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文化？
文/哈皮,石晰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