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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丙中的思路显示的，在民俗学研究中强调情境或语境，为的是呈现活生生的民俗事件而不是被榨干了生活汁液的民俗事象；换句话说，要理解整体的民俗，寻回语境或情境是必由之路。笔者这里不拟对这一思路的限度进行分析，而只想指出：这一强调情境、语境的“理解”方法正源出于解释学。
新教学者维特斯泰恩（Johann Jakob Wettstein，1693-1754）在讨论历史理解问题时已经强调了联系背景关联来理解对象的重要性。随后，赫尔德也指出了理解作品时应注意所出的背景领域。而施莱尔马赫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解的背景性要求。他就理解历史中的话语问题解释到：“因为每一话语作为讲话者的生命环节只有通过他的一切生命环节才是可认识的，而这只是由他的环境整体而来，他的发展和他的进展是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所以每一讲话者只有通过他的民族性（Nationalitaet）和他的时代才是可理解的”。可以看出，在这里已经出现了当代的语境之因素的诸多方面：个人生活史、文化背景、时代背景等。狄尔泰继承并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这一思想，他说，“我们对每一个特殊的精神状态都只有从它们所出自的那些外在环境中理解”，“环境（das Milieu）对于理解必不可少”。
理解活动中对背景的考量，显示了解释学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思考。狄尔泰对这一关系进行了生命本体论层面的解说。要理解部分，必须关涉整体来进行，因为生命本身就以那种把整体与其部分关联起来的确定方式而存在。那么，何谓整体？何谓部分？按照狄尔泰的解释，人类历史、文化种种现象，都是人类精神生命的表达，因此与精神生命之间是中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这就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我们若要理解生命之表达的意义，就必须把它们置于作为其产生之源泉的人类精神生命这个“整体”中去理解。狄尔泰说，“从根本上说，有意义性乃源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植根于生命体验的本性之中”。
生活即是整体，或者说，生活有一种形成整体的趋向。而“意义”则是这种相关于生活本身的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行文至此，我们便可明了何以高丙中将其为生活转向构思的研究取向命名为“生活整体”研究，何以这种研究需要一种回到语境的方法；也可明了我们何以称生活转向在方法论层面亦包含一种解释学意图。虽然，生活转向对于整体的内涵，并非如此清晰；对语境的理解，也非出于对此种目标的明确意识。
综上所述，当代民俗研究中的“生活转向”，并不仅仅意味方法论层面的范式转换，更是价值论层面的目标重设，也就是在“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解释学视野中重新构思民俗学的任务。明乎此，我们才能对生活转向的意义及局限做一全面的判定。
（注释从略，请参见原文）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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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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