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

 

　　西方民居的基本格局几百年都没有大的变化。比如烟囱，从古代的建筑到现在的民居都有它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差别。屋里的壁炉原来是烧柴用的，现在都成为装饰品。过圣诞节的时候，插上电看上去像在烧火一样，其实是取暖器，就是追求那个情调。我们中国的四合院，一说起来就被认为不方便、不卫生，其实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样在传统格局中进行改造，可是我们就没有动脑筋去做，全部都拆了，建成西式公寓。以前逢年过节，我们贴春联、挂灯笼。现在，你贴哪里?挂那里?我们原来的建筑空间设置本身是有一套文化符号相围绕和一套价值观相伴随的。居所应该是我们的秩序观、价值观、审美观的表现场所，可现在我们把它毁弃了。现在说保护四合院的文化，保护人和人之间的格局，其实就是在说这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和空间的构造联合在一起，对传统符号的重估、对现代居所的批判、居住环境和人的日常活动空间的文化传承，都在引出这个问题。

 

　　从时间和空间讨论文化的定位、文化生态的失衡，线条感是最明晰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很大，一天一个样子。我们曾经如何看待一年里的每一天，一年里有多少个有意义的日子，曾经如何看待日常居所内外的格局，而现在又是如何看待的。你可以讨论很琐碎的问题，比如居所里香炉的位置或是大门上贴的门神。这些细节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有世界观和信仰在里面。很小的一个装饰品其实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些细节的改变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线索也可以很清晰。又比如，学校和庙宇究竟能不能并存?上世纪初，中国许多地方的庙宇和祠堂被改建成新式学校，神像被抬走或毁弃。后来，当年的位置又建起了庙宇、祠堂，早知道这样，当初何必要拆掉呢?其实，西方的学校也是从教堂延伸出来的，而中国原来的私塾就在祠堂里，可我们把新式学校与传统祠堂和宗庙理解为势不两立的文化空间，最后就出了反复折腾的问题。

 

　　时间和空间的例子既可以是细节性的，也可以有很宏大的概念——这就是重构意识形态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讨论文化生态，要联系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是还要结合着一些大的范畴来谈才有意义，才能发现比较有分量的例子。

 

　　四、文化生态建设与文化自觉

 

　　我们要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格局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遭遇中看待非物质文化的历史与前景。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民俗学，见证了日常生活成为文化遗留物的过程，[6]又面临着部分文化遗留物在最近这些年反过来成为日常生活的过程。非物质文化作为传统并非必然成为遗留物，然后又必然消亡。

 

　　西方以器物的强盛为基础的全球扩张使长期以自己的文化典章制度为荣的中国陷入危局。[7]中国在清末开始被迫采取各方面的非常手段救亡图存，逐渐营造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把“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放在极高的优先位置，用以取舍、清理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由此丧失了像欧美和日本那样积极、正面地融入现代生活的机会。时过境迁，中国在最近一些年终于走出了短缺经济，国家有了安顿大家的身体的基本的物质基础，社会的价值中心开始由重视“物”渐渐转向关心“人”、“人心”。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物”的问题更多地回归于技术层次，“心”的问题或文化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心的公共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纠结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国原有的文化生态不断经受打击和改造的历史见证，也是在新的时期解决中国的社会文化的一系列问题的症结。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在文化领域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一个扬弃传统的潮流的话，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正在成为我们的社会进入另一个时期的标志：现代化的观念和权宜之策正在被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方略所更新，相应地，批判传统的“文化的现代化”将被珍惜传统的文化生态建设所替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可以简化为从“为物”向“为心”转变的阶段，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让我们思考“小康之后怎么办”的大问题。他先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明确提到“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又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的第三届高级研讨班上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再次论述了这个概念。此后，这个概念不仅为他自己多次使用，而且逐渐被多学科的学者使用开来。“文化自觉”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的来源、得失的清醒反思。简言之，文化自觉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对文化自我的一种自知之明。[8][p.166]文化自觉是要克服文化上的盲目性，是要建立从本民族的文化实际思考民族未来的宏观意识。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所引入的“文化自觉”既是我们反思我们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历程的概念工具，也是我们采取正确的文化发展路向的思想方法。在文化自觉的概念中，人文知识分子今天能够多一个视角，明确自己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使命。

 

　　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片面的、少数人的自觉，它会导致一个文化的特权阶层。从“五四”前后开始，胡适所代表的新的文化阶级“文化自觉”了，他们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秩序时把自己放在了优越的位置，这个秩序就是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方便，得到尊严，那是以多数国人的尊严受损害为代价的。就是说，一部分人自觉了，然后把文化的定价和秩序的建构变成对自己有利，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的文化享有，就像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平一样。文化生态建设就是要让那些曾经被贬低、被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的文化而受到尊重，让他们的文化得到承认，让他们也有真正的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就是让这些被剥夺文化尊严的人或是受到文化伤害的人重新获得尊敬，人群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公平，这就是新型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所要达到的和谐社会的理想状况，也是文化生态建设最后的目标。这就让社会整体回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文化自觉”上。费先生讲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一个人人成为主体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都有“文化自觉”的时候，这个民族整体才有“文化自觉”。

 

　　从国家的大政方针来说，把握好文化生态建设的问题，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就有了最基本的着力点。文化部孙家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上说：“我们正在一锹一锹埋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有创造力”，“断层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我们游荡的灵魂难以找到精神的家园”。国家的领导阶层显然已经认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国”、“安民”的价值。但是，怎样让认识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还需要实践者和学者的共同探索与研究。

（注释略，详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