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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维柯的“诗性智慧”──民俗学史的视野
  作者:刘晓春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2-16 | 点击数:15992
 
维柯从诗性逻辑探讨语言和字母的起源,在他看来,最初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思想,用寓言故事说话,用象形文字书写(维柯,1989:213)。由于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恐惧,于是内心世界创造出敬畏天帝的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是来自推理,而是来自古人的各种感觉。古人对于神的敬畏,就是诗性伦理的起源(维柯,1989:257)。诗性伦理从虔敬开始,虔敬是一切伦理、经济和民政的德行之母(维柯,1989:258),婚礼便是源于对某个神的畏惧。诗性经济最初表现在家族之中,在家庭经济的产生中,他们本着最好的想法实现天神的意旨,创下祖产留与后人。所以在古罗马神话中,狄安娜(Diana)是第三大神,她代表着最初的人类需要,即水的需要。古人将大地想象为一条巨龙,周身由鳞甲遮盖(荆棘),长着翅膀。大地顽强地抗拒人类的垦殖,被古人想象成长有九个头的蛇,砍去一头,又会在原处长出新头。人们从麦穗的金黄想到了贵重的价值,进而命名贵重的金属以及金羊毛(维柯,1989:271-307)。在古希腊的神话中,维柯发现四种英雄式人物性格的标志突出地显示了诗性政治,这四种标志就是:阿波罗(Apollo)的竖琴,美杜莎(Medusa)的头,罗马的法斧棒以及赫库勒斯和安太的斗争。竖琴代表法律,美杜莎的头象征土地的管理权,罗马的法斧棒代表的是王权,而赫库勒斯和安太的斗争则代表贵族政体下的基本制度的形成过程(维柯,1989:332-340)。在诗性政治的起源中,对天神的崇拜是各种政体最初的首要基础。维柯运用民俗材料洞察历史的真正面貌,天才地体现在诗性政治的阐释方面。希腊神话中塞壬海妖(Sirens)用歌声催眠水手,然后割断他们的喉咙,斯芬克斯(Sphinx)让游人猜谜语,杀掉失败者,诸如此类的神话隐喻,实际上是英雄城市的政治情况。神话中的水手、游客,都是外方人(hostis),是与英雄竞争的平民们,他们企图分享英雄独占的占卜权(维柯,1989:364)。在诗性宇宙中,神学诗人将世界看做是由天空、下界的诸神以及界乎天地之间的诸神组成。神学诗人按照谷粮的收获,开始计算年岁,他们拿着若干谷穗或者稻草,或者用若干次收割动作来代表若干年岁,古希腊的诗性时历是在农神之后才产生的(维柯,1989:409-415)。古人描述未知或辽远的事物,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身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之处,因此,最初的诗性地理都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维柯,1989:417)。
在神话故事的考察中,维柯发现了一种与哲学家们的理性智慧完全不一样的诗性智慧,如果说前者是人类智慧的理智,那么,后者则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诗性智慧以粗糙的、朴野的、充满敬畏的方式,通过人类感官的渠道,创造了各门科学的世界起源,描绘了人类智慧的大致轮廓。
 
寻找真正的荷马 
如果说诗性智慧是维柯理解古代历史所运用的独特观念,那么,关于荷马的研究则是这种独特观念的具体阐释。荷马在他的史诗中创造了众多的诗性人物性格,英雄们粗鲁野蛮,飘忽无常,无理固执,轻浮愚蠢,心智薄弱如儿童,想象强烈像妇女,热情奔放像狂暴的年轻人,完全不是受过哲学熏陶和开化过的心灵所应有的特征。因此,维柯否认荷马具有玄奥智慧(维柯,1989:443)。
维柯认为,在荷马之前已有三个诗人时代,即神学诗人时代、英雄诗人时代以及荷马时代。神学诗人们自己就是英雄,歌唱着真实而严峻的神话故事,英雄诗人们却歪曲和篡改了这些神话故事,而荷马则接受了这些经过篡改和歪曲的神话故事(维柯,1989:48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贺拉斯在《诗艺》中奉劝诗人们最好从荷马史诗中借用人物性格,因为贺拉斯认为荷马以后极难创造出新的悲剧人物性格。沿着贺拉斯的烛照幽光,维柯发现,还有两种更为深广的困难也是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荷马是最早的诗人,为何又是不可企及的诗人?荷马既然出现在哲学以及诗艺和批评的研究之前,何以竟成了一切崇高诗人中最崇高的一位?而在哲学以及诗艺的研究既已发明之后,何以竟没有一位诗人能步荷马的后尘、与之比肩呢?
维柯还是回到诗性智慧的阐释中来,从已发现的诗的本质即诗性人物性格的产生中去寻找荷马之所以成为荷马的证据。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来的玄学。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使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维柯,1989:181-182)。诗所特有的材料就是可信的不可能(credible impossibility)(维柯,1989:187)。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崇高到后来的哲学家们尽管写了无数的诗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却没有创造出比得上神学诗人们更好的作品来,甚至妨碍了崇高的诗的出现(维柯,1989:187)。现代语言中丰富的抽象词语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抽象思想,使现代人的心智脱离了感官,现代不仅再也无法想象出诸如“具有同情心的自然”那样巨大的虚幻的形象,也同样没有能力去体会原始人的巨大想象力,因为原始人内心世界中丝毫没有抽象、洗练或精神化的痕迹,他们的心智完全沉浸在感觉里(维柯,1989:184)。
维柯更多地着眼于探讨诗性智慧时代人类的心智特征,考察神话故事中的诗性人物性格是如何产生的,进而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神话、史诗等“真实的叙述”(维柯,1989:454)产生的心理机制。维柯认为,神话故事的精华在于诗性人物性格,产生这种诗性人物性格的需要在于当时人按本性还不能把事物的具体形状和属性从事物本身抽象出来。因此,诗性人物性格必然是按当时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这种民族在极端野蛮时期自然就有运用形象思维的必要。其原因在于人的心智尚不明确,受到强烈的压缩作用,除非在想象中把个别具体事物加以放大,否则就无法表达人类心智的神圣本性(维柯,1989:455)。正是因为诗性智慧时代人类以形象思维为心智特征,所以,诗性智慧时代,人类的思维只有想象能力,而无反思、推理等能力,在看到个别具体的事物必然浑身都是生动的感觉,用强烈的想象力去领会和放大这些事物,用尖锐的巧智把它们归到想象性的“类概念”中去,用坚强的记忆把它们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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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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