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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民俗学的知识在经济领域广为传播，使其成为商品设计人员、生产厂家、推销人员和外贸人员都很关注的信息来源之一，就需要民俗学工作者对经济领域的活动有较深的了解，否则，难免浮泛而论，抓不住要害。如果能同工商界有关人士加强横向联系，甚至进行协作，我想，必定能取得扎实的效果。
如果使民俗学的知识成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领导人或决策集团头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将更加显著。在这个问题上，四川省自贡市灯会的巨大成功，给我们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正由于自贡市决策集团充分认识到了传统民间灯会在审美上的吸引力，在文化上的认同性和情感上的凝聚力，因此，他们果断地提出：“以灯为媒，广交朋友，振兴经济；以灯为荣，振奋精神，建设自贡。”他们不但使民间传统工艺——花灯进入了国际艺术商品的市场，取得了“以文补文”的经济实效，而且把广泛的经济贸易活动引入灯会机制之中，仅1988年春节灯会期间，就接待国内外厂家、客商和朋友三万六千多人，贸易成交额达二十九亿多元，为自贡市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灯会，改变了自贡人的“盆地意识”和“井盐意识”，使他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灯会，激发了自贡人的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使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届云南民族艺术节于1988年10月6日落下帷幕。这是一次融文化艺术、经济贸易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活动，它以“艺术搭台，经贸唱戏”开始，又以“艺术开花，经济结果”而圆满结束。12天中，成交额达30亿元。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民俗学工作者们认真加以思考吗?
经济领域内民俗的应用研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诸如家庭日用品的样式、色彩及包装，广告的设计及其用语的民俗传承，商店和众多服务行业的字号、牌匾、招贴画和标语等等，都会因为人们的文化层次、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对他们的消费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而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中，有许多理论问题也需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说明或探讨。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内，民俗学界的同志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三、民俗学的应用研究与民间文化建设
地处现代城市辐射末端的边远地区和贫困山村，由于交通的不便、经济的落后、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和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再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因水平所限，存在着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如什么“经济是硬任务，文化是软任务”、“先抓经济，后抓文化”之类），致使这些地区资源的开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革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许多本应当尽快采取措施的民间文化建设任务，长期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和经济的起飞，一些先进地区的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则以空前的热情，自觉、主动地投入了移风易俗的变革潮流之中，勇敢地同一些恶习陋俗告别，创造出了不少符合国情、民情的新风俗，真可谓“衣食足，文化兴”。如河北、山东等省农村中“红自事委员会”和“移风易俗理事会”的建立和对传统婚、丧仪礼的改革（山东临沐县到1987年9月底，已有4312名农村姑娘先后向姿家退回了彩礼，总计达200多万元）；黑龙江和甘肃省根据群众建议，把九月九日重阳节定为“尊老节”；山西一些地方则倡导新婚夫妇结婚种植结婚纪念树；上海郊区各县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兼容并举，婕民歌、锣鼓书、宣卷、担子戏与迪斯科、太空舞、铜管乐、时装表演同台演出，出现了各得其宜、各取所需的民间文化活动新格局。这一切，都应当充分加以肯定和支持。至于大中城市居民风俗习惯的变革，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大，就更加引入注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旧民俗的相互撞击、融合与消长，给我们提出了大量的研究课题，促使我们把目光投向应用研究的广阔领域。
民俗的演变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陋习的被扬弃，良俗的被发扬以及大量新俗的出现，乃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应当欢呼，值得讴歌!当前，率先富起来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文化热”，广大农民渴求文化上“脱贫”的愿望是那样强烈，使我们这些经常下乡的人十分感动。他们已不满足于只做观众，而是要求变欣赏者为参与自娱者；他们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当地的民间文化活动，而是要求把当地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他们再也等不住当地文化馆站设备的缓慢增添，而是干脆自筹资金、自建房屋、自购设备，变“官办”为“民办”了。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格局已被打破，种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民间文艺活动格局正在形成。这种变化，也说明了中国农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其意义极为深远。我觉得，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努力促进民间文化活动向“求知、求技、求美、求乐”四结合的方向转化，乃是当前民俗学应用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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