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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节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宋代词人宋祁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被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称赞为“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如果我们把这个“闹”字拿来形容中国人心目中春天的意境和迎春的欢乐，也是十分恰切的。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河流开冻，草木拔节，虫呜鸟叫，一切都从冬眠的寂静中苏醒了过来，呈现出令人喜悦的勃勃生机，呈现出了生命的喧哗与热闹。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放鞭炮看作是对春雷的模仿与期盼，把放烟花看作是百花齐放的预演和对绚丽春光的召唤。怕冷寂、好热闹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外化。这种潜意识的内涵有二：一是世俗劳动岁月里被压抑的情绪得以完全释放；二是人的生命活力需要有机会尽情张扬。在春节里，最热闹的是各地的庙会、年货市场、社火表演和正月十五的观灯闹元宵。鞭炮声、叫卖声、奏乐声、锣鼓声此起彼伏，人们一扫日常生活中的劳累态和做为长辈、家长的严肃状，一个个笑逐颜开，精神焕发，尽情欢乐，甚至参与社火、秧歌、戏曲表演，在众多乡亲面前一显身手，多少有点儿“放浪形骸”、显出“真我”的味道。普天同庆的春节的确是日常平淡生活的一种超越，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生日，也是最具东方色彩的狂欢节。
在这里，不能不说说春节禁放鞭炮的向题。鞭炮是由古人在火中点燃竹杆发出噼啪的爆炸声以驱逐山魈恶鬼的信仰习俗演变来的，所以叫“爆竹”。后来，它逐步演变为中国人在节日和各种庆典上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文化载体。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到了北宋时期，就已开始将纸卷炮仗用来营造欢乐气氛。然而流传了几千年的“爆竹声中一岁除”的过年习俗，近年来却受到了某些人的质疑和反对，甚至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来禁放“鞭炮”，据说这是为了使“中国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所作的努力。早在1985年，北京市就提出要让中国人“过一个文明、安祥的春节”，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错误口号！凭什么说放炮“不文明”？过节就要红火热闹，凭什么要求自己国家的民众在节日里保持“安祥”？在北京市人大于1993年立法禁放鞭炮十三年后的今天，在民众的埋怨和抗议声中，北京市区被迫修改禁放令，已由“禁放”改为“限放”，尴尬地向民意和传统习俗作出了让步。到2006年底，全国原先禁放的282个城市中，已有177个城市对燃放烟花爆竹完全放开了限制，在三十一个省会城市中，八个完全放开，十八个有条件地限放，只有五个仍在坚持禁放令，但我相信，这五个“顽固堡垒”，在明年春节就会被鞭炮声“震塌”的。我们有些地方政府，经常出现好心办坏事和跟风立法的怪现象，也不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早在1903年，清政府搞什么“新政改革示范区”，天津、上海地方当局紧跟，在租界区禁放烟花爆竹，结果难以执行，不了了之。新加坡禁了三十四年，2004年又开禁了，其中的原因，仍然是“民意不可违”和“尊重传统习俗”。更令人觉得有点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纽约、旧金山，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国际化大城市，为了照顾华人社区节日的需要，专门立法允许在春节和喜庆活动中放烟花爆竹，但恰恰在烟花爆竹的“故乡”（中国生产的烟花爆竹占世界总产量的75%）在一段时间内却遭到了禁放的厄运，岂非咄咄怪事？正如国务院发言人在解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时所说：关键是要从生产、质量、运输、销售和公共安全等各个环节加强安全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禁放。没有了鞭炮声，国人的欢乐情绪就会受到压抑，春节就谈不上热闹、红火、狂欢，传统的节日就会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所以说，被迫由“禁”改“限”，是一个应当吸取的教训，这就是：我们绝不能借现代化抹煞传统，用法律取缔文化，用长官意志代替民意，用所谓“科学合理”的举措伤害民众感情。
中国的春节，浓缩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丰富内涵，显示出东方民俗文化的诱人魅力与独特价值，是多元性世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许多迹象表明，中国春节演变为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国际性大节已指日可待。正如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所言：“春节其实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节日，因为它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华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春节进行了广泛的推展。比如舞狮、舞龙等，在其他民族中建立起对春节最直观的概念。第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具有非凡吸引力的中国，这是春节成为世界性节日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华人不仅成为所在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对华关系问题。第三，全球化使世界更加多元化，在中国人逐渐接受西方圣诞节、感恩节的同时，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放。第四，春节和元旦在时间上比较靠近，作为一个节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对北半球来说，在漫长的冬季中，这个节日可以作为元旦休假的延续。”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花费大量资金人为“造节”的不正常倾向，主要应当把各地区各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好，突出其文化内涵和传统特色，成为一个个吸引国外游客的“金矿”。我们还应当有一种世界公民的健康意识，“凡洋必反”是义和团的思维方式，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不应当成为当今中国人的心态。在自己的国度做主人，尊重传统习俗，是自信和自爱；到国外去做客人，尊重他人的习俗，是文明和教养。这两方面只要我们大家身体力行，就一定能够使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文化自觉意识上升到一个新境界，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和合格的世界公民！
本文作者：柯杨（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通信地址：兰州大学本部柏斋15—01 邮编： 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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