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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以前，尤其是2006~2007年左右，来自各个地方的工头内形成小团体，经常会因为生意纠纷而出现群体打架之类的事情。而黑彝工头和白彝工头之间的矛盾更是异常紧张。②其商定的基本内容包括：每年召开一次家族联谊会；推举家族在当地的头人；按人头收取一定的经费做紧急救助资金；规范家族成员行为，主要是防止吸毒贩毒；成立家族劳务公司；等等。③联谊会上工头们商定：收取一定经费做紧急救助资金；选取会长；生意合作；联络感情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部分工头曾经在以前因为生意纠纷而出现过冲突，但现在却又能坐到一起。④笔者在美姑做调查的时候听当地人讲，在2007年过彝族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之后，把整个县城银行的钱都取完了。大街小巷的各种生意都非常兴旺。而这些回来的年轻人，西装革履地走在县城街上，很是惹眼。⑤当然，工头的名声也是很重要的。名声好的更容易带到工人。而名声好坏主要根据其对工人照顾情况以及给的工资高低等因素为标准。另外，工头自身家支大小也是重要的因素。）
三、工头作为族群文化交流媒介
初到东莞，彝族面临陌生的城市生活，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学。在这一过程中，工头往往就像长辈给晚辈传授做人和做事的经验一样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城市生活经验教给新来的工人。这对他们后期的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在调查期间，常听到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抱怨“什么样的工头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工人，有些工头自己都没学好，你叫他带的工人怎么会好好工作呢？”
在生活方面通常的做法是，工头先安排新来的工人在自己居住的附近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送到工厂工作。一般情况下，工头首先会带着他们逛商场，帮他们添置一两套新衣服，接着要教会他们如何坐公交车，如何认路，如何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还要让他们学会维护自身的清洁卫生，养成洗澡、刷牙等习惯。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城市的标准，是工头们不得不教给年轻工人的第一课。除生活习惯之外，学会如何遵守工厂的规范对于初来东莞的彝族也至关重要。在工厂看来“听话”且努力工作是工人最重要的品质。因为彝族在当地的工厂之间已经落下了不大‘‘听话”的名声，所以工厂在雇佣彝族时尤为谨慎。工头对工厂的这种愿望谙熟于心，他们深知遵守规矩对于工厂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们更清楚的是让工人们绝对听从自己的管理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工人在工厂也是由工头或者带班直接管理的，所以，工头会教授工人在工厂遵守相关规定的同时，但更重要的是在工人之间培养对工头的绝对服从意识。①由此可见，这些彝族工人从来到东莞开始就不是纯粹的个体，而一直是以群体化的方式存在的，这个群体背后的核心人物就是工头。
尽管东莞彝族工人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封闭性，但是工头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群体，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大。并会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与工厂、劳务公司等与他们生意相关的人群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会刻意地通过聚会、随礼、虚拟血亲等方式维持和增强彼此的关系。从而不断地增加自己在这一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促进自己的生意发展，也正是因此，真正与非彝群体接触最亲密的正是这些工头。出于对生意的考虑，他们会尽力扩展自己对外的关系网络，而通过他们的联系，其他群体也更多地了解了彝族。在东莞调查期间，曾经有一次陪一彝族老板和一广东老板吃饭时，该广东老板对我说：“我和彝族做了好多年生意，从我这个兄弟（彝族老板）的身上，我了解了很多彝族的文化和习惯，也学会了像他们那样的豪爽”。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非彝群体与彝族交往，他们大多并不需要与下面的工人联系，而只是与工头交往就可以。至于工人们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对于彝族的印象更多是从这些工头身上得来的。
总体而言，对于初到东莞的彝族来说，工头就是他们能够了解这个城市和这里生活方式的唯_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工头们之前形成的认识和理解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了年轻工人们。与之相对应的是，东莞的非彝族群体对于彝族生活的了解也基本上是通过与工头的接触而产生的，彝族在东莞的形象生成很大程度上与工头的宣传和行动有紧密关系。因而，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正是工头充当了沟通东莞彝族和非彝族群体相互了解的中间人。
四、工头作为劳务纠纷代言人
在笔者的调查经验中，占据彝族工头大量生活时间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劳务纠纷。在他们看来，自己带的工人出事了，自己有责任出面帮助工人解决问题。而对工厂来说，由于沟通方面的障碍，他们大多也希望通过工头在中间协调尽快地处理纠纷。因此，工头出面协调纠纷就有了其合理的空间。工头们经常遇到的纠纷通常与工资、管理和工伤赔偿有关。有的时候，小工头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往往会专门请别的大工头出面协调，这样便会大大增加工人一方讨价还价的实力。
相比较而言，在上面提到的三类纠纷中，工伤事故赔偿是最为麻烦的一种，如果出现工人死亡的情况，那问题就更复杂了。由于在这种临时用工模式中，工厂很少会和工人直接签订严格的劳务合同，而工头和工厂签订的劳务协议中也很少会具体到出现工伤之后的处理方案。因此，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最主要的处理方案就是私人协商，而工头就是工人一方的全权代表。
通常来讲，纠纷协商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双方在最终的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最基本的前提是彼此要能有效地沟通。工头的作用首先就是保障了双方的有效沟通。在此基础上，双方所援引的依据不同构成了纠纷矛盾的关键点。工厂会出于尽量减少自身利益损失而考虑，同时还会依靠既定的可选择性的法律条文来行事，而彝族则更多地根据传统社会的观念和原则来寻求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彝族的家支观念和组织会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很快会因此而聚集一个庞大的人群，对工厂造成威胁。如果事情激化，便可能演化成为集体‘‘围厂”之类的现象。③由此可见，两种处理纠纷逻辑的隔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仅由这两方来协调，那么最终的冲突必然会在所难免。这个时候，工头会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首先，工头在彝族群体中的地位和角色使得他有能力和势力来协调纠纷，其次，工头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会完全偏向一方，从而使得双方能够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
（①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工人和工厂管理者发生矛盾纠纷之后，工头和工人往往就会结成同盟。双方交涉的时候，以彝语沟通，共同对抗工厂。②该广东老板为东莞本地人，现在也开了一家劳务公司，主要经营学生工业务。③事实上，由于工头的介入，这一情况会变得更复杂。最后涉及到的人群不仅仅限于同一家支。彝族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在纠纷发生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笔者调查期间接触的部分名气较大的工头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处理这些纠纷。①而当地的公安局、民宗局也与他们保持了较紧密的联系。公安局如果接到涉彝的案件往往会觉得是麻烦的事情，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闹成大规模的群体行为。因此，他们往往更愿意借助工头在彝族当中的影响，通过促成私人协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工头也因此而经常成为当地公安局的坐上宾，而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一旦彝族闹出群体性事件（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当下的东莞并不鲜见），还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因此，当地民宗局同样非常重视这类现象。他们每个季度会召开一次东莞部分少数民族代表茶话会，以了解少数民族群体近期的情况、存在的需求以及可能的矛盾冲突。以前参与这项活动的主体是穆斯林群体，但从近两年开始，彝族代表开始受到重视。②从笔者参加他们茶话会的观察来看，了解少数民族目前的情况,彼此互通信息，仅仅是民宗局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之一，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代表建立联系，一旦出现涉及该少数民族的矛盾纠纷，可以通过他们去协调处理。尽管目前为止茶话会所能涉及到的范围有限，但却是民宗局能够具体操作以解决矛盾的较为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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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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