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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开始的“山村调查”，其１００项调查项目中的第９６项对所谓“道切”即“断道”仪式或设施的说明是“在村境等处辟邪除厄的方法”。其调查结果见于《山村生活的研究》（１９３７）中“共同祈愿”（关敬吾执笔）一节的归纳：“断道”既有“以家为中心的，也有村落全体即以共同的力量预防之的情形。作为村落全体而共同设置的，则以在村落入口处张拦注连绳①以防灾害侵入的情形最具特征”。（关敬吾，１９３２）文中记述了各地的事例，也介绍了各地有关“驱虫”民俗的事例。
据此，在民俗学看来，村落是有村境的。一般的常识认为它被用来区分内和外，同时也防止村外邪恶对村内的侵入，只是尚未有过关于村境与村落状况相关联而予以研究的尝试，村落的领域本身也未能成为讨论的对象。因此，关于由道祖神祭祀和“断道”仪式所显示的村境，也只是依托通常的解说，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原田敏明１９５７年发表的论文《村之境》对此种状况给予了很大冲击。原田指出，“通往村落的道路，在村境所在之处恰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他在介绍过事例之后认为，“村落的入口及入口的多少，乃与该村的组织密切相关”。原田进而指出：“村境乃是通过它以与村外相区别的，而且，这是由内朝外给出的区别。因此，它并非地图上的境界，而是更具社会属性，是以村内的社会为核心，村内的社会构成了其存在的依据。村境之所以具有宗教性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与村落的神圣相对应，境外被视为不洁的场所，其关系意味着境外乃是针对境内而来的某些对抗性或可能带来灾祸的存在”。（原田敏明，１９５７）原田这篇论文所提示的若干问题，构成了新的研究课题。认真反思民俗学历来的村落研究状况，樱田胜德执笔发表了题为“村落是什么”（１９５８）的论文，作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了村落的地域问题。（樱田胜德，１９５８ａ）这篇论文引用了原田的论文，很明显地受到了原田观点的影响。而且，在随后的文字中，他坦率地表白说原田论文“指出村落入口的数量和村落组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样的观点是我们从来未曾想过的”。（樱田胜德，１９５８ｂ∶４９）原田的重要观点，以樱田的论文“村落是什么”为媒介，对后来民俗学的村落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以村境或由村境所显示的领域问题本身为主题的论文却始终没有出现。仅有鸟越皓之的意见值得注意。（鸟越皓之，１９７６）鸟越皓之认为，“在部落和街区内存在着可以与地理性境界相区别的社会性境界”，其“社会性境界内部也并非均一同质，内部的程度也有浓淡的不同，存在着亦可称之为‘半内部’的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在川本彰、守田志郎或与之相关的研究者们涉及村落领域问题的观点及柳田国男以来的民俗学研究所展开的村境研究中，对于村落的领域和范围也有类似的见解，只不过其意义所在有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川本所谓村落的领域，正如“出作·入作”之类词语所表示的那样，是以各家经营的耕地为中心的。这一点在守田那里则更加明确。与此相对应，在从柳田到原田的村境研究中，被境界所区分的“内侧”很少包括耕地在内。说起村境，有关的联想便是作为村落的入口多位于聚落外侧不远处，其内侧的村落领域则只意味着由各个家屋的集合所形成的聚落。《民俗学辞典》（１９５１）“村境”条的解说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很多情形下，现实的地界常被观念地理解为村境；但很多时候，也把与内侧之部落稍有距离的所在视为村境。就是说，在常民的生活里，心理上的村境，很多时候未必能和现实中‘小字’①的境界相一致。”
那么，理解上的这些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并不是说哪种看法更正确，而是说在如何思考村落领域问题时存在着差异。我以为，它们彼此间也未必是相互矛盾的。本文尝试将这两种见解用村落领域之三重同心圆的结构这一假说予以统一把握，通过此种理解进而考察村落的空间构成及其社会性的意义。
二、村落的领域
（一）村落领域的三种形态
柳田国男在《时代与农政》一书的第一篇论文《农业经济和村政》中曾提出如下非常值得注意的见解：“若上溯古远，则村的意义与今日有所不同，先是只把一个民居的集团即宅地所有的部分称之为村。村民耕作的水田旱地乃至其利用的山林原野，则为该村所属之土地。自后世以村为一个行政区划以来，其水田旱地及山野等方被总括起来称之为村。”（柳田国男，１９６２∶１５）村落的土地，可以分为“一个民居的集团即宅地所有的部分”、“村民耕作的水田旱地”和“其利用的山林原野”这样三个部分。而原先只把第一个部分当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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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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