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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爱]在田野中遭遇“非遗”
  作者:刘正爱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0-19 | 点击数:4831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鼓”的诞生

  话又说回来,过去一直被视为“迷信”的烧香是如何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在回答该问题之前,需要简单回顾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中国政府所接纳的背景及其认定过程。

  国内较早呼吁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的是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音乐领域的一些学者和民俗学家。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公布《第一次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民俗学家刘铁梁在同年10月发表题为《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与抢救》的文章,呼吁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尚未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而是使用了“民间文化”概念。第二年,即2002年,报刊杂志上开始陆续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而民俗学家使用这一词汇则起始于2003年。

  虽说民俗学家呼吁得较早,但及时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风向,第一时间付诸行动的则是美术界、艺术界和音乐界。如,中央美术学院早在2002年5月就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纳入大学课程。这一时期中国尚未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体系,学界和民间组织的努力目标是争取进入联合国名录。而中国政府确立名录并开始保护非遗显然与学者们的努力与呼吁是分不开的。

  在以联合国为中心,世界各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声浪高涨之际,2002年5月,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启动“中国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抢救、保护、开发利用工程”。2003年1月20日,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上述工程的实施单位是“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时也得到文化部的支持。该协会组织了“全国范围内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活动”。该项目属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一部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施项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实施,主要财政来源为国家社科基金和社会援助,目标用十年时间,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一次地毯式的普查,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一网打尽。该项目具体由各地的文化部门实施,调查时间为2003年至2007年,其调查成果成为2006年公布的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依据。

  各地文化馆或群众艺术馆是文化部的末端组织,行政上挂靠各地方政府。文化馆工作人员大多曾从事过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与后来许多民俗活动以“民间音乐”或“民间舞蹈”等名义申报非遗有着直接关系,当然,也不否认其中有因政策环境因素而进行策略性操作的可能。

  2006年,烧香作为“丹东单鼓”和“岫岩单鼓”进入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音乐类)。2006年公布的辽宁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十个类别: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艺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艺、传统医药、民俗。申报单位须在上述分类中选择一项来申报非遗项目。烧香中虽也包含舞蹈因素,但如上文所述,其主要道具是单鼓,故申报“民间舞蹈”未免有些牵强。而烧香过程从头至尾要靠单鼓伴奏唱诵文本,若忽视烧香活动的民俗宗教成分,仅强调单鼓和唱腔,将烧香中的单鼓部分抽离出来作为“民间音乐”来申报非遗也未尝不可,将烧香师傅视为艺人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单鼓在烧香仪式中仅仅是一个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祭祖还愿(俗称“愿香”)。即便是与还愿无关的“太平鼓”或“喜乐家堂”(俗称“乐香”),也首先是唱给祖先,其后才是娱乐活着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官方一直将其视为“封建迷信”的主要原因。如果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又怎会招致官方的取缔?

  其实,当初申报非遗时还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民俗”类。我们知道,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有“黄帝祭典”“炎帝祭典”“妈祖祭典”等祭祀类项目。这些项目在性质上与烧香一样,都是祭祀仪式。但是,黄帝和炎帝的定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妈祖又是联系海峡两岸的象征性符号,其政治性远远高于普通的祭祖仪式烧香。前者得以进入非遗名录,而后者在“迷信话语”仍然盛行的当时,绕道而行,取其音乐元素来申报非遗,或许缘于此因。

  四、是喜还是忧?

  如今,烧香师傅们再也不用过那提心吊胆、担心单鼓被警察没收的日子了。他们开始成为文化部门举办的各类展演舞台的常客。然而,新的烦恼接踵而来。由于国家级传承人和省级传承人每年有一定的补助,因此,围绕着谁有资格当传承人的问题,成为文化承担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产生的新焦点。传承人认定过程中的利益驱动同时也为原有的社会关系增加了新的紧张因素。

  烧香与剪纸或刺绣等个人手工艺不同,作为一个民俗宗教仪式,其传承主体是多元的。除了烧香师傅,烧香仪式的主体还包括烧香东家,即烧香仪式的直接受益者。此外,还有其他参与者,如,前来看热闹的亲朋好友及村落共同体其他成员或社区成员。就拿扮演祭司身份的烧香师傅来说,一个烧香班有多名烧香师傅,除了掌坛人,至少还有三人是为掌坛人配鼓拉腔的。从传承的角度而言,代表性传承人应该首选掌坛人,因为只有掌坛人通晓仪式全部唱本。但在有些地方,由于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拉腔配鼓的也成了代表性传承人。有的烧香班的掌坛人也因文化部门掌握信息不够充分,而落在了代表性传承人体制之外。

  在有的地区,烧香班有两到三个。若其中一个烧香班有人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而另外一个没有,则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后者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前者时,其发泄不满的对象不仅是当地文化部门,同时也朝向了自己的同行。同一个烧香班内亦然。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吴到烧香师傅老刘家拜访,当时他在大门口乘凉,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起身请我们进屋。还没等跨进门槛,老刘便开始大发牢骚:“那年全国秧歌节,我在那(参加),24年了。他们(指另一个烧香班)是个什么?我今年85岁了。我不怕你。姓张的没有第二铺鼓(共十二铺)。我十三岁就干。现在没有(知道得)全的,除了我和俺们徒弟,现在没有。我上北京就告他。为什么给他证?净糊弄人。他们录一百遍也不行。来卖呆儿(看热闹)还给钱,共产党(的)钱就是闲。什么(也)不会,还传代人(传承人),还有两个徒弟。”

  随着话题的深入,我们才开始明白事情的原委。原来老刘说的老张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前些年县文化馆专门组织张氏香班录制烧香全套过程,还给了老张不少钱。老刘听说后很不服气,他认为老张对烧香程序知道得不全,自己比他懂得多,却没有评上传承人,为此他到县文化馆闹过多次。

  如老刘所言,老张的唱功的确不如老刘,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但老张能获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却也在情理之中。老张的故事反映了他这一代烧香人所经历的共同命运。与老刘不同的是,老张敏感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他懂得如何与时俱进,抓住时机为自己争取合法性。

  1935年出生的老张从十四岁开始跟随父亲学烧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混口饭吃”。老张的爷爷也是烧香师傅。但爷爷和父亲都是配鼓拉腔的,老张知道跟着父亲学下去出不了徒,于是就跳帮,转到了别的烧香班子。十七八岁时,老张开始独立掌坛。上世纪中期的“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烧香师傅们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们的活动。在老张的印象中,只有合作化的那几年停了约三四年,其他时间只要有人请,他就会拉上窗帘,在大山深处的农家屋子里“偷偷地”敲着单鼓,只身为东家们祭祖还愿。老张说:“不让干,也偷着干。人家知道就不让。山沟谁家有什么愿了,许台香,就找这个单鼓,就一个人,来烧烧香。扭扭唱唱。也叫烧香。他应愿,小孩生病了,说是要吃宴席,就去唱一宿。今年发财了,放蚕了,春年许愿,应验了,就打太平鼓。愿香和太平香是两回事儿。太平香是乐和。愿香是家里有事儿了,烧上香,就叫念神歌。”

  后来,老张开始编唱歌颂计划生育的段子,自编自演,自演自唱。老张说:“计划生育都割肚子,那女的都跑了。我打着鼓这一演唱,她们都回来了,都听。我就编共产党政策:‘一对夫妻孩一个,不管女是男,养活男孩能养老,养活女孩同养丈人’。这个阶段我干什么呢,尊老爱幼。老人收进敬老院,悲观失望啊,我给编,你听我叨咕叨咕啊,编折呀:‘打竹板那个响连环,尊老爱幼做宣传。无儿无女接到敬老院,这个你啊又供吃又供穿’。我就搞这个乱七八糟的,以后,县文化馆就把我拔去了。县里彩排呀,组委一看我这个级别够,就给我弄个传承人。”

  其实,老张引起文化馆注意是因为另外一件事。老张一方面自编自演歌颂时代政策的歌,另一方面继续烧他的香。有一次,老张在村里烧香,碰巧村里有人丢了一张猪皮,治保主任说这事儿怪老张,因为他烧香开光引来众人看热闹,才丢了猪皮,于是罚了老张的款。老张气不过,就到文化馆找馆长说理。他问馆长有没有打太平鼓这个项目?馆长说有。第二天老张就带着儿子和另外一个徒弟到文化馆。老张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就到县文化馆,他说你表演一下,不怕你迷信,迷信越深越好。你从头唱一遍我听听,我叫你可劲演,你就演你的,我跟你守着。我要不让你演,就是黄色的,不让你干。他说:放毒你也得放。我就那天领着我儿子,我就让你看看我怎么放毒。他们一看,你这个没有毒啊,文化局局长、县长都在那儿。那天是搞什么彩排,有评委,净干部,那屋。我就领着我儿子唱。我就净唱那老的,唱孟《姜女哭长城》、《张郎休妻》、《翠莲盘道》,唱《亡神圈子》、《天神圈子》,我寻思放毒就放毒吧,反正是你叫我放的,这下放正了,哈哈,给我这么多手续(注:指证书),这手续,老了。”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2年县文化馆给老张颁发了《民间艺人演出证》,1983年又颁发了《文化专业户证书》。老张重整旗鼓,组织烧香班,并以“太平鼓艺人”的身份活跃在省内外各种文艺比赛的舞台上。2002年以后,老张开始作为“太平鼓传人”见诸报端,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上面提到的老刘也曾参加过省内的相关比赛,但是与当地文化部门保持联系较为密切的还是老张。因此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需要认定传承人的时候,文化部门首先想到的是老张而不是老刘。老刘很少与县文化部门打交道,后来文化馆得知老刘的情况时,老张已经晋升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而此时再报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已经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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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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