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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平]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王东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15 | 点击数:7174
 
2.中国历史疆域理论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国历史的疆域如何认定,这是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旧史学的传统是将汉族史和中原王朝的历史作为中国史的主要内容,忽视甚至排斥民族史的内容,所以旧史学在论述中国历史时,把中国的疆域限制在中原王朝的疆域内。这种情况到解放初期的中国史学界仍然存在,“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组成跨欧亚两洲……”[3](P24)这种做法的重大缺陷在于,没有各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 自然就不能全面反映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不能正确解释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大汉族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集中体现。
白寿彝先生首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他在1951发表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指出,就某一王朝的版图说某一王朝的历史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说整个中国的历史便是不恰当的。它限制了中国历史的内容,将中国的历史变成了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将“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了等号,因此它不可能用以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可能回答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先生提出,应该“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3](P25)以后先生对这一观点不断地进行充实,1978年他指出:“中国”的概念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历史,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界,否则一部中国史就成了汉族不断侵略扩张的历史、压迫别人的历史,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可取的做法是,不管过去几个政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建立的、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们曾经从事活动过的事迹和勋业,都应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写在这个范围里,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3](P38)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版图超出今天的国境, 一些民族历史上活动的区域超出国境,以及今天一些民族跨境而居的事实,1981年,白先生将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修正,表述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包括台湾省在内)各民族的历史,同时又不仅是以我国现在的疆域为限,而是包含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3](P47)
今天,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论述已经在学术界广为接受,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原则。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首先,按照这个观点所写的中国史符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基本实际,既能促进民族史的研究,也能丰富中国史的内涵。其次,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立场与观点,用这种方式研究中国历史,能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为开发与建设我们共同的祖国所作出的一切伟大贡献,有利于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维护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3.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理论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几千年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有和平、统一,也有分裂与割据,而且分裂与割据占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评价问题、民族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和如何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或者受封建史学观影响,将中原汉族王朝视为正统,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分裂与割据者加以贬斥,或者回避分裂、割据的历史事实,笼统地说“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白寿彝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具创新意义的观点,先生指出,“中国”的概念是一个逐步发展的概念,多民族的统一也是一个逐步的、阶段性的过程,那种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说法没有认识到历史演化的过程,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自古以来,中国越来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3](P39)白先生在充分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历史之后,指出,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分裂,但从历史的全貌来看,统一是趋势,是主流。如果我们能看到统一的不同形式,就会使我们对于分裂,对于统一与分裂关系问题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理解。
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成了四种类型:单一民族的统一,主要由氏族、部族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如冒顿时代的匈奴、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阿保机时代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等等;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中的每一国、南北朝时的南方与北方,都是统一了一定区域内的一些民族而建立的政权;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例如秦汉、隋唐、元、明、清,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在别人看来是分裂与割据的情况,在先生眼里成了另一种统一的形式。先生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再是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最后是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这一理论出发,先生对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作了自己的独特解释。他说,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分裂,历史发展有曲折,但每经历过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但从它们本身看,也自有其历史意义,区域政治经济得到发展,为更高层次的统一打下基础。从历史长河看,统一是主流,并且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扰。统一必然涉及多民族问题,先生说统一与多民族的关系不是简单到将土豆放进口袋,我们看统一,要看它统一到什么方向,在封建社会,看它是否统一到封建化的方向,是否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统一与多民族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更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2](P90—93)至此,先生关于统一规模的理论,对于分裂与割据的认识,对于统一与多民族关系的阐述,完整地构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理论。
先生的这一理论实际上与他所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相联系,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化和深化。他通过中国古今各民族如何形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这一命题,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政权建设同创建多民族统一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关于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民族斗争,客观、公正地评价民族英雄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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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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