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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云]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
  作者:李海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2-14 | 点击数:5884
 

摘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承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之余波而兴起,以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转向为标志而发生视角转换,由此引发了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知识生产及学科意识的递进式发展,逐渐壮大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无论是对村落研究单元边界的裁定,对民俗学学科边界的探索,还是“标志性文化”“语境中的民俗”“注重身体感受的民俗学”“礼俗互动”等学术概念的提出,都显示出民俗学者在当代学术版图中积极有为的努力。以“边界”为视角,有助于理清学人学术理念的嬗变与相关知识的积累递进,发掘中国学术实践的本土话语,并借助与西方“边界理论”的比较与对话,助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观念重构、话语系统重建乃至学科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边界;新时期;中国民俗学

作者简介:李海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RWZD06)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受益于赵世瑜、张士闪两位教授2018年9月14日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民俗学学科本位的学术对话,诸多观点对我启发甚大。另,他们还和刘铁梁教授、刘晓春教授为本文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本文舛误之处乃是受本人水平所限,文责自负,谨此说明。


  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新时期中国学界的一大景观。近40年来,冠以“民俗(文化)”“风俗”“习俗”的论著大量涌现,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质量驳杂不一。民俗与大众日常生活有关,似乎意味着民俗研究门槛可以无限放低,但这并非中国民俗学的不幸。事实上,承20世纪80年代几乎是波及全中国的“文化热”之余波,上述“民俗热”现象的发生自有其社会根源,虽然绝大多数成果并非是研究性的,却共同营造出整个社会注重民间文化、关注大众生活传统的浓厚氛围。大致从90年代开始,以田野作业的兴起为标志,中国民俗学研究发生了视角转换,并在诸多学术成果的累积中社会影响日益显著。对于这一学术脉络,已有多位学者关注并予以梳理。①本文拟以“边界”为视角,考察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知识生产及学科意识的发展脉络②,试图发掘这一学术实践中的本土话语。

  这样做的基本依据是:其一,无论是在民众生活还是在学者研究中,边界都是普遍的存在。可以说,边界既是民俗的普遍特征,又是以研究民俗为己任的民俗学者理解民俗的基本视角,而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谋求学科自立时,也每每强调学科边界的确立,即与民间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邻近学科“划疆而治”;其二,“边界”是人文社科诸多学科共同的研究领域,大量研究都有所涉及,可以说已在西方学界形成了持续的研究传统(本文姑且以“边界理论”予以概括),但在中国却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或社会的现象而被关注,被视作天经地义的存在而少有深究,其蕴具的学术张力远未得到释放;其三,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未见对“边界理论”的直接运用与学术对话,但在其具体学术实践中却不乏从边界视角出发的研究,并隐含着相关方法论的创造性探索。鉴于此,本文选择“边界”为基本视角,以发掘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模式与理论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与其相关的本土话语,进一步探索其潜在学术张力。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无意描述作为民众生活事实的“边界”所寓含的经验性知识,而是在简要回顾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实践出发,观察其中蕴含的诸多“边界”意识。需要说明的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并非一开始就有某种统一认识,而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着多元的追求和多样的风格,呈现出复杂的研究态势及历史过程。新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段,多种社会思潮波诡云谲,多种学科建构此起彼伏,民俗学者不可能置身事外,而是受到现实社会变动与学术生态变化的交互影响,不断地调整其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由此,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脉络中划分边界是困难的,再加上对学术传统的选择、发掘与运用等多有反复,很难被某一时间分界线所截然分割,“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多有所见。比如民俗学研究本位有空间、事象与主体之分,都涉及学者对于民众生活事实的研究边界的划分,并贯穿于整个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脉络中,而且在不同学者不同时段的研究中又有不同表现,相互交叠嵌套。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清知识脉络,理解学术的积累递进,划分边界就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上述复杂情况,无非说明了学者、知识与国家、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态势,并不断地为我们开启新的话题。

  一、对西方“边界理论”的简要回顾

  与汉语中“边界”一词类似的语词表达,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西方,关于边界的研究自有其学术传统,而以古典社会学为代表,基本上是将其作为社会区分的一种学术工具①,直至进入20世纪以来,学者开始从语言学、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视角出发,关注边界与族群生活、地方社会的建构,产生了广泛影响。下文不拟对边界研究的整个西方学术脉络进行梳理,而仅就对中国当代学术影响较大的四种思想予以简要回顾。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分别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术领域出发,形成了不同特色的边界研究,至今仍具启发意义,但在学术脉络上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承袭关系。

  瑞士地理学家克洛德·拉费斯坦(ClaudeRaffestin),对于“边界”与“界限”作了细致的学术厘定:

  边界是包括在界限(limes:沿着田野边缘的路)这一总的范畴之内的……界限,即划定了的界限,则表达一种意向、一种愿望、一种行使的权力、一种动员等等,意味着建立了一种秩序。界限这条线,不只是把“这边”和“那边”分隔开来,还把“以前”和“以后”分隔开来,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分隔意义。任何界限、任何边界都具有目的性:它们出自一种意愿;它们从来不是专断的,并且人们还尽力先通过宗教仪式,后通过政治程序而使之合法化。人类通过他们的实践和对空间的认识创造了界限和边界,边界既是一项实践,同时也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对领土现实的认识。

  显然,拉费斯坦的边界理论受到了福柯思想的极大影响,如“权力”“空间”“惯习”等,因被他用于地缘政治学研究而别开生面。在拉费斯坦看来,边界具有三大特性,即时间性、空间性与心理性,这就决定了边界并非是任意划分,而是要根据时间、空间、物理、生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的考量来划定,社会秩序由此得以建立。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冲突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能保障既存的社会组织,“可以防止群体内部边界逐渐消失”②,因而对于社会建构具有积极作用。在他看来,边界意识是社会群体成员的先天本能,可以在群体内部形成一种向心凝聚力,有助于维持群体身份,保护群体的组织形态。也就是说,群体边界并不是僵化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越是激烈、频繁,群体边界就越是稳固,边界双方内部就愈发团结。齐美尔的这种“社会冲突观”可谓独辟蹊径,对于后世边界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就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强调“边界”的不稳定性对于社会群体认同与建构的意义③。

  20世纪中后期,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ckBarth)承袭经典社会学的传统,利用边界进行社会区分,可谓是边界研究的集大成者。

  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边界作为一种区分,既可以表达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表达文化要素(内容和形式)的分布。界线两边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有别于对方的标志如着装、实物、语言等,来表示对各自群体的认同。各种各样的族群差异不是因为缺少流动、联系和信息,而是包括排斥和接纳的社会过程。族群边界涉及社会生活之中———经常出现的、相当复杂的行为组织和社会关系。④

  显然,巴斯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既定状态,而是关注族群的建构过程与操作机制,认为对于族群而言最重要的是边界的生成及维持,而并非群体的天然状态和真正的历史。在他看来,边界是靠文化的认同方式建构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可见的具体“指标”;边界不是人们建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阻碍,而是社会系统形成的基础。此外,巴斯通过考察新几内亚部落社会文化变异的生成路径,从知识人类学与过程论的视角论及“知识边界”的特性,发现族群社会内的知识分子(或仪式专家)对于族群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如知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凝聚”,从而处于一种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促使社会重新塑造。⑤既然知识与社会可以相互建构,而知识的散聚往往会溢出地域社会的既定边界,因而知识也就具有了超越社会边界并影响社会的广泛能力。

  自巴斯以后,“边界理论”在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使用更加广泛,最突出的是社会心理学对于心理边界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探讨。亨利·泰弗尔(HenriTajfel)和约翰·特纳(JohnC.Turner)的“社会认同论”,即是将心理边界视为个体对群体成员身份的一种心理认同,分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而探讨利用边界进行社会区分的心理学根源。

  当人们将自己界定为某些群体成员时,他们也具有对群体进行积极评价的动机,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此外,由于群体是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中进行评价的,积极的认同需要群体之间的适度区隔。从该理论派生出来的重要问题是,两个群体在不存在利益冲突时,可以为了相互区别而形成竞争,从而提升群体成员的自尊。①

  可以说,群体内部的个人边界,容易导向群体关系的分化,并且孕育着新组织产生的可能,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中却可以抑制群体内部分化倾向。他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注意到心理边界的流动性、易变性,并将这种模糊、易变而捉摸不定的个体心理边界,视作理解族群社会的关键路径,这一思想至今仍极具启发性。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比较关注边界的社会建构作用,并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应用色彩。因此,当西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就多被用于分析社会现状、探讨社会治理策略等方面,也表现出相当的应用化倾向。相形之下,在挖掘中国本土社会生活中的“边界”表达,以及如何衔接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等方面,却有明显不足。当然,向来以关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为己任的中国民俗研究,对边界现象的关注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在新时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又有某些新的探索。需要说明的是,以田野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特别关注基层大众生活,经常借用民众关于“边界”的地方性表达,一些学术成果虽未明确使用“边界”,但却隐含着与此相关的学术理解,因此也将纳入下文的学术考察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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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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